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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字形类化可能性及其动因分析 　　零、引言 　　汉字是世界上沿用至今的最古老的自源文字之一。穿越了千年的时空距离，面对着瞬息万变的语音变化，汉字仍然显示着非凡的生命力，并且通过自我调节、自我梳理不断地系统化、范畴化。 　　我们知道，汉字的系统性表现在形、音、义上，就形与义的系统性而言，《说文解字》是最好的例子。许慎在编撰《说文解字》时，根据“以类相从”的原则，首创了按部首（指意义上更加概括，使用更加规范的义符）分类部居的方法，将9353个字分别归类排列于540个部首之下。段玉裁评价许慎的部首法说：“凡字必有所属之首，五百四十字可以统摄天下古今之字，此前未有之书，许君之所独创，若网在纲，如裘挈领，讨原以纳流；执要以说详，与《史籀篇》、《仓颉篇》杂乱无章之体不可以道理计。”（见《说文解字注》）《说文解字》以后，据形系联，按部首分类部居的方法在汉语辞书的编纂中被沿用下来，虽然在具体的立部、归部上不尽相同，但汉字能够根据字形按部分类排列却是事实，它反映出汉字体系与其它拼音文字体系的一个重要区别。所以，从表面看来，“以类相从”是许慎编撰《说文解字》时所遵循的原则，实际上它是汉字发展演进中的一个重要现象，也是汉字自身演进遵循的重要原则。只有字形本身具有“以类相从”的特点，许氏才有可能在编字典时“以类相从”。 　　基于汉字的这一特点，我们试图来解释一下汉字在长期演变中字形逐步趋于类化的可能性及其发生的动因。 　　 　　一、汉字字形类化的可能性 　　 　　所谓汉字类化是指在范畴化认知模式的指导下，按类改变原字的字形，或续加义符，或是通过增换义符分门别类地分化母字，从而使汉字在演进过程中能够从整体上遵循“以类相从”的原则，不断建立汉字的类联系，使汉字朝着系统化方向演进。 　　大致回顾汉字发展的历史，从最初“观物取象，形象写词”的图画文字到最终臻于成熟，汉字从一开始就走上一条“以形示义”的道路，这使得汉字在表意上具有了与拼音文字所不同的直接性，表现形式为“（形?义）?音”，它的字形与字音从宏观上来看是一种间接的联系。 　　汉字“以形示义”“表意直接”的特点，或者说汉字发展选择的这条道路，使汉字类化成为可能。这可以从人类认知心理角度来解释。客观世界的事物是杂乱无章的，而人类的认识却是有序的。人类最初的认识可能是具体的、个别的，但随着认识的扩展与深化及认识结构的形成，大脑就会采取分析、判断、归类的方法对客观事物进行分类、建类，这就是范畴化过程，并在此基础上形成概念。我们说，认识的范畴化必然体现在语言上，而汉字作为记录汉语的书写符号，这种范畴化也就必然会体现在字义中，又因为汉字字义与字形之间存在着直接性，这就使得意义的类化直接体现在汉字字形的类化上成为可能。正如程荣所说：“物以类聚，……具有直接表意性的汉字也能采用同类的分类法，据形系联，分类部居。”（见《汉字文化大观》P54）。也就是说，汉字外在形体的类化直接反映了汉字内在意义的系统化，乃至折射出人类认识事物时具有的“范畴化”这一普遍认知模式。 　　二、汉字类化的原因 　　 　　汉字字形的直接表义性使汉字类化成为可能，而它的发生还是需要现实动因的。 　　首先，是一个内在深层的认知动因――人类的范畴化认知过程，即人类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是从具象到抽象、从个别到整体、从零散到系统的不断建类、归类、调整的有序过程。汉字就是在认知动力的潜在推动下不断类化，由零散走向系统。事实上，从“六书”中作为独体的象形字到“以类附声”的会意形声字，正反映了汉字这一类化过程。又从甲骨文的“字无定形”到小篆“旁有定类”的发展，可以看到汉字发展演变遵循着“以类相从”的原则。故以小篆字体为准的《说文解字》才有可能创制出按部首分类部居的方法。 　　我们来举一些具体的例子。“凤”字的形体由一个勾画得十分生动的象形字调整为从“鸟”的形声字，这正是体现了对“凤”所指称的事物在大脑中重新归类的过程，即将其归为鸟类。鸟是人类认知的基本范畴，根据认知心理学的基本范畴理论，大脑是从中间层面开始认识事物的，在此层面上，人们的分类与客观的自然分类最接近，感知、区分、记忆事物最容易。比如，区别鱼与鸟比区别不同种类的鸟更容易。在此基本层面上所感知的范畴就是基本范畴。如猫、狗、鸟、鱼，它们都具有完整的感知外形区别特征，同时，据认知心理学的最新研究表明，范畴化过程是一个模糊的认知过程，所有的范畴都是模糊范畴，将“凤”归入“鸟”的基本范畴中，说明人们感知到了“凤”与典型的鸟类成员间具有的家族相似性，这并不是说“凤”具有所有鸟类成员共有的特征，事实上，没有哪组特征是范畴成员所共有的。“凤”是人们想象中的一种神物，长着美丽的羽毛――如孔雀（“雀”，从“隹”，小鸟也。），翱翔于天空――鸟的重要特征，故将其字形调整为从“鸟”。同一范畴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