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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显祖至情论及其对后世影响 　　汤显祖，明代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剧作家，以其《临川四梦》达到同时代戏剧创作的高峰。一些中外学者曾将汤显祖与莎士比亚进行平行比较，认为这两位戏剧大师在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之交的东西方剧坛上都做出了泽惠人类的卓越贡献。而因何使其铸造了一峰多秀的气象而使同时代作家只能望其项背呢，笔者以为不单在于其情节结构的离奇、曲词音律的优美，更在于其对“至情”的追求。 　　汤显祖的“至情”论与明代中后期王学的兴起和思想文化的活跃有重要关系。明代思想家王守仁继前人之后进一步发展了“心学”，认为“心者，天地万物之主也”。其后的泰州学派进一步把“心即理”发展为理就是依本心而行，百姓日用即道，道就是满足人们的需要和快乐。他们肯定人欲的合理要求，追求个性的自然发展，为明代掀起复苏人性、张扬个性的思潮提供了一种理论武器。 　　汤显祖、袁宏道等进一步将包括情欲在内的追求现世享受的“情”与“理”相对立，提出“世总为情”，反对“内欺己心，外拂人情”，极力宣扬“情”的解放。反映到文学创作上是使创作的主体意识明显加强，文学的个性特征也随之鲜明，小说、戏曲中突出人格独立精神、张扬个性的人物形象也陆续涌现。文学家们面向现实，注重用通俗的语言，真实而细致地开掘和表现人的心灵，有力地冲击了当时的封建礼教，致使明代文学呈现出一种新的气象。 　　汤显祖的“至情”论大致表现在三个方面： 　　从宏观上看，世界是有情世界，人生是有情人生。“情”与生俱来并始终伴随着生命过程。从程度上看，有情人生的最高境界是“至情”，是精神的自由与个性的解放。从途径上看，最有效的“至情”感悟方式是借戏剧之道来表达。“临川四梦”即是汤显祖“以戏曲救世，用至情悟人”的观念的具体体现。 　　“临川四梦”包括《紫钗记》（1587）、《牡丹亭》（1598）、《南柯记》（1600）、《邯郸记》（1601），因皆由神灵感梦来演绎故事情节而名之，以《牡丹亭》成就最高。《牡丹亭》中杜丽娘为情而死，为情而生，为了追求人生的幸福而不惜牺牲生命，发出了“这般花花草草有人恋、生生死死随人愿，便酸酸楚楚无人怨”的呐喊，正是明清之际追求人格独立，肯定人的自我价值的反映。《南柯记》叙述淳于棼初为清官后腐化且不为朝臣所容以表官场倾轧、君心难测，寄托自己的清明政治理想及对腐朽朝廷的批判。《邯郸记》通过卢生梦中出将入相的经历，概括了封建官僚的一生，揭露了科场弊端和统治阶级的荒淫腐化。《紫钗记》歌颂了霍小玉坚贞的爱情，揭露了封建统治者对真挚感情的破坏，反映了真情和邪恶势力的对立。 　　“四梦”皆充满浪漫主义色彩。杜丽娘，由情可在阴间得到判官的同情，与柳梦梅相会幽媾；由情可还魂重生，并得皇帝允许与柳梦梅结为夫妻；淳于棼可梦中历尽繁华又归于沉寂，卢生也由吕洞宾的仙枕而入梦，享尽荣华与沉沦，最后为吕洞宾点化；霍小玉由情可感黄衫客行侠仗义，助其相见，皆为汤显祖至情论的体现。由情也可使用奇幻的笔法，奇巧的情节使虚幻变为现实，死而复生，阴阳相通，可使梦中历尽浮华并幡然醒悟；可借巧合、误会等结构文章，使在现实中不可能发生的事由情主导而在书中自由出现；可化仙、化蝶、化灵以寄托在尘世间不可实现的理想，体现“心者，天地万物之主也”，达到“心”的绝对自由；即由假定性的真实表现对社会生活内蕴的认识和感悟，其假定或者符合客体的事理逻辑，或者符合主体的情感逻辑，即或其时空、环境及人物关系的设定荒诞不经，也会在读者心里唤起真实的感觉，并从心理倾向上忽略其它而“以假为真”。 　　由情则语言不必拘音律，不必忌丽词。“四梦”语言本色与文采相兼，自然真切，生动传神，化用关、马、郑、白的优美词句，熔铸唐诗、宋词乃至六朝辞赋的绮丽风格，使用衬字虚词，优美含蓄、文采斐然，利用所创人物之口、之形，传神的表达了其对精神自由、个性解放的理想追求。 　　在章培恒、骆玉明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的“序言”中曾用人性论观点说明文学的价值以及文学历史的发展。其主要观点为：作品越是能体现出人类本性，也就越能与读者的感情相通，文学发展过程实在是与人性发展的过程同步的。而文学的简明而具体的历程则是在朝向人性的指引的方向前进。笔者以为这恰恰与临川先生的“至情”论有异曲同工之妙。临川先生的“至情”即人的本性，即人类应该表现、张扬己之本性，强调“本心”，肯定世俗人欲，不应压抑人的本性，应使其自由流露和发挥，只有真正体现了人的本性，让心灵自由释放的作品才能感人至深，打动读者的心。《牡丹亭》《邯郸记》《南柯记》《紫钗记》也正是因其表现了人的本性而千百年来给予读者巨大的感动、受到读者的肯定。而一部文学史也正是由这样一部部表现人类本性而与读者相通的作品构成，并朝着人性指引的方向前进，通过怎样的扬弃而衔接起来，一步步地趋于全面地展现人类本性的完善并使文学越来越丰富和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