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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细菌耐药多维度思路与行动 　　2015年8月，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等3部委联合颁布了《抗菌药物临床应用指导原则（2015年版）》（以下简称指导原则）。指导原则一经颁布就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类似的情景让人不觉陌生，2004年第一版《抗菌药物临床应用指导原则》发布，当时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抗生素研究所（以下简称抗生素研究所）好几位资深教授和中年学科骨干作为文件编写组的组长及撰稿人员做了不少工作。3部委在指导原则颁布和具体落实的十多年里，又制定了一系列的文件和规定，编写培训教材，对各类医药人员进行培训，对各级医疗机构临床应用抗菌药物作严格的监管，全国医疗卫生机构合理应用抗菌药物的水平有了喜人的提高。人们不禁要问：一部关于抗菌药临床合理用药及管理的专业法规，为何会受到如此多的关注和重视？王明贵教授给了我们一个令人深思的答案――细菌耐药，不仅仅是中国的问题、也是全世界共同面临的挑战；不仅是医学的问题、也是引人关注的社会问题。 　　细菌对抗菌药的耐药可以说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随着抗菌药的大量使用，细菌耐药性在全球范围内迅速上升。近年来，多重耐药菌（MDR）、广泛耐药菌（XDR）、泛耐药菌（PDR）的不断出现，给全球公共卫生领域和临床医学带来巨大挑战，甚至有人担心无药可用的“后抗生素时代”即将来临。 　　跨越国界的难题 　　从全世界范围看，中国细菌耐药程度总体较高，然而，随着抗菌药管理各项措施的推行，这几年我国临床抗菌药不合理使用现象明显减少，某些细菌耐药率出现了有所下降的可喜态势。比如，对甲氧西林耐药金黄色葡萄球菌（MRSA）检出率从2005年的60%下降到目前约46%。细菌耐药性问题近年也引起了欧美国家的关注，纷纷采取各种应对措施。 　　2013年，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发布了《细菌耐药威胁报告》，对美国的细菌耐药问题进行全面描述，内容包括美国面临的细菌耐药情况、对社会经济的影响、需要采取的应对策略等。报告指出，按照保守估计，美国每年有200万人发生耐药菌感染，导致2.3万人死亡；细菌耐药每年增加200亿美元的医疗支出，因社会生产力丧失造成的损失更高达350亿美元；更为严峻的是，部分耐药菌感染几乎没有药物可用。 　　2014年，世界卫生组织（WHO） 对114个国家的数据分析汇总，发布细菌耐药报告，该报告的前言部分提到每年细菌耐药造成全球GDP下降1.4%～1.6%。助理总干事福田敬二强调，“细菌耐药不仅发生于部分贫困国家，已经蔓延至所有国家。”。报告显示，对治疗革兰阴性菌感染王牌药物碳青霉烯类抗生素耐药的肺炎克雷伯菌也呈全球性蔓延趋势，这类耐药菌几乎没有有效的抗菌药可以选择。福田警告称，“如不采取措施，由（目前）可治愈的微不足道的感染病和伤口感染导致死亡的时代将来临”。 　　2015年，美国政府公布一项为期5年的抗击耐药菌的国家行动计划，计划大幅削减抗菌药不当使用，以应对“紧迫而严重的”的细菌耐药威胁。这项计划拟采取5个措施。首先，减缓耐药的“超级细菌”的出现速度，预防耐药菌感染的蔓延。具体目标包括：到2020年把门诊患者的抗菌药不当使用数量减少一半，住院患者的抗菌药不当使用数量减少20%；全美50个州均设立州一级项目，监控当地重要的多重耐药微生物；杜绝将重要的医用抗菌药滥用作为家禽、家畜的生长促进剂等。第二，加强“超级细菌”全国性监测，向全国医院和医生提供抗菌药耐药性实时数据。第三，开发更好的“超级细菌”诊断工具。第四，加速研发新型抗菌药、疫苗和其他疗法。第五，加强有关国际合作，包括建立动物抗菌药使用的全球数据库、帮助中低收入国家应对抗菌药耐药性危机等。 　　2015年10月，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英国期间，中英双方确定了科技合作框架，在众多合作项目中，细菌耐药研究被列为醒目的第一条。在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NSFC）与英国研究理事会（RCUK）的联合发起及资助下，2015年11月下旬在上海举办了“抗菌药物耐药中英双边研讨会”，来自中英双方的70余位细菌耐药研究领域的顶级专家参加会议，王明贵教授为中方会议主席。本次研讨会旨在确定中英双方未来抗菌药物耐药研究方向，制定双边合作研究项目指南，资助中英两国在细菌耐药的流行病学、形成机制、管理控制，以及动物和人类的耐药关系及处理方面进行合作研究。根据会议研讨成果编写的《中英抗菌药耐药联合研究项目指南》将于近期同时在NSFC及RCUK网站上公布。 　　超越学科的联动 　　20世纪40年代，青霉素的发明拉开了人类与细菌赛跑的序幕，到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人类研发抗菌药达到一个高峰。之后进入了“瓶颈期”，新抗菌药越来越少，而细菌的耐药性越来越强。王教授解释说，目前中国用于临床的抗菌药有150余个品种，要研发出比现有抗菌药更好的药物并非易事，同时还要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