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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4.0驱动基于制造企业智能化股权结构实证研究 　　摘 要：从投资者结构角度研究企业层面工业智能化的驱动力，用委托代理理论分析股权结构对企业智能化投资的影响。以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股权结构对企业智能化投资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从股权集中角度看，一定的股权制衡很有必要，一股独大不利于企业智能化投资；从企业性质看，公有企业更愿意进行智能化投资，个人私有的第一大股东不太愿意进行智能化投资；从激励角度看，高管薪酬与智能化投资之间的关系不明确，说明目前的薪酬激励制度不够合理；从地区文化角度看，越是发达的地区企业越容易接受智能化投资。 　　关键词： 　　工业智能化；股权结构；委托代理 　　文章编号：2095-5960（2017）05-0090-10；中图分类号：F420；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中国经济经过三十多年的高速粗放增长阶段，现已进入中低速集约化发展阶段。在这一宏观经济转型过程中中观产业结构急需做出调整优化，而产业升级归根到底需要微观的企业来落实。纵观整个工业的发展史，从工业1.0―机械化，到工业2.0―电子化，到工业3.0―信息化，再到工业4.0―智能化。新一轮互联网化的趋势已经不可逆转地发生并且正在加速推进，工?I企业也积极利用互联网工具来提高企业的智能化，以应对社会发展趋势的要求（Tambe et al.，2012）[1]。企业的智能化是沿各部门以及价值链实现生产或服务的互联互通，使得企业组织结构的效率提高并获得竞争优势，提升企业竞争力。然而，企业智能化升级投资过程中不同的投资者有不同看法，因此，企业股权结构对智能化投资的影响成为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企业的智能化投资虽然对提高企业经济效益和产业升级有巨大作用（汪淼军等，2007）[2]，但智能化投资活动的长期性特质以及现代企业的代理问题使得企业的智能化投资表现各异（Brynjolfsson，Hitt，1996）[3]。首先，智能化投资活动是一项系统性投资，投资金额大，建设周期长，回报收回期也较长（Aral，Weill，2007）[4]，短期投资效益不明显，使得投资人不愿进行及时更新。其次，智能化投资更多的是用来节省成本，其产出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即使经理人做了最大努力，智能化投资依然无法解决扩大销售收入的问题，反而增加了费用支出，所以经理人一般不愿意进行智能化投资。最后，智能化投资项目具有跨期权衡性。智能化支出发生在近期，但它的收益很可能要经过很长时间才能实现。限于经理人的任期，风险回避型经理不愿意对风险性的长期智能化项目投资。另外，智能化投资活动过程的信息不对称加重了股东与经理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性，使代理问题变得更加严重（Jensen，Meckling，1976）[5]，这直接影响其投入水平。 　　本文将从投资者结构角度研究企业层面工业智能化的驱动力，用委托代理理论分析股权结构对企业智能化投资的影响。利用2010-2014年制造业上市公司的样本数据，实证检验股权结构与企业智能化投资的关系。文章结构如下：第二部分从理论上分析企业的智能化的股权结构方面的驱动原因，并提出相应的研究假设；第三部分选择实证研究的数据样本，分析模型的变量设计以及数据的描述统计；第三部分实证检验股权结构对企业智能化影响的假设，并进行相应结果的解释说明；第四部分是结论与启示。 　　二、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设 　　回顾中国的工业化和信息化道路，由于历史原因，中国的工业化基本上与信息化同步进行，也就是说中国直接进入了工业2.0，并在加速进入工业3.0阶段。传统工业急需通过互联网化来实现工业3.0，在工业2.0和3.0阶段中国企业引进和模仿发达国家的技术快速进行信息化。但在智能化方面中国与欧美发达国家的差距并不大，需要自主创新来有所突破，工业4.0任重而道远。这些任务归根到底要依靠企业来落实。而企业的智能化投资主要是由企业所有者和高层管理人员来决策的，因此，从股权结构来分析企业的智能化，找出较优的投资者结构，有利于为企业改革提供良好的战略选择。同时，现代企业中所有者和管理者分离，使得公司治理中的委托代理问题严重，需要进行合理分析，寻找较好的激励措施。 　　1.股权集中与智能化投资的关系 　　股权集中度对企业智能化投资行为有很大的影响。在股权高度分散的情况下，单个中小股东由于持股比例很小，监督收益不足以弥补监督成本，搭便车行为是其最优选择，因而不利于企业智能化投资过程中代理问题的解决（Baysinger et al，1991）[6]。而大股东有动机也有能力对经理人实施监督，使他们按照股东的利益行事，保证风险项目的执行。但股权集中在少数或个别大股东手里，可能会出现大股东的堑壕效应，即大股东凭借对企业的控制权获取隐性收益，这种收益只为大股东享有，而不能为其他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