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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主义创造模仿观对文学翻译实践启示 　　摘 要：形式主义的“创造/模仿观”重视文学作品中故事的构建方式，让读者关注叙事技巧、版面设计、文字游戏、特殊句式等形式特征，对文学翻译具有特殊的启示意义。它让文学译者摒弃传统“重意轻形”的翻译方法，关注原文的叙事技巧，努力传达原文的文字游戏、版面设计等形式特征，实现译文在形式与内容上与原文的对等。 　　关键词：形式主义；创造/模仿观；文学翻译；启示 　　中图分类号：H159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8-4355.2013.04.18 　　俄国形式主义是一个极为重视文艺形式、强调文艺自主性，并以建立一门独立、系统的文艺科学为己任的文艺美学流派。该流派虽然存在的时间极为短暂，前后不过15年左右的光景，但其影响却十分深远，从布拉格学派、英美新批评到法国的结构主义都带有它的痕迹，“是20世纪西方文学史上影响最为深远的流派之一”[1]。相关学者对该学派的文学形式观、文学性观、陌生化诗学等已作了深入的研究，但对其提出的“创造/模仿观”鲜有问津。本文在详细介绍形式主义“创造/模仿观”的基础上，探讨其对文学翻译的实践指导意义。 　　一、形式主义“创造/模仿观”及其内涵 　　形式主义的“创造/模仿观”是针对传统的文学模仿论提出的，此处的模仿（imitation，亦作“摹仿”）源自古希腊语“mimesis”。文学模仿论是最古老的艺术学说之一，是关于文学对宇宙万物的摹仿的看法体系，它认为艺术的本质在于模仿或者展现现实世界的事物。古希腊思想家赫拉克利特提出，艺术“显然要摹仿自然”。德谟克利特也认为：“在许多问题上，我们是摹仿禽兽，作禽兽的小学生的。从蜘蛛我们学会了织布和缝补。”文艺模仿论以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为代表，在浪漫主义兴起之前一直占主导地位，主宰了西方近两千年。柏拉图的模仿说是基于“理念”这一核心概念之上的，他认为文艺在本质上是对理念的模仿。柏拉图认为“理念”是世界的最终根源，自然万物的存在是模仿理念的结果，而文艺又是模仿自然世界的结果。由此看来，文艺就是影子的影子，是对“理念”模仿的模仿。西方的模仿说成为美学和文学理论的核心用语，这要归功于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抛弃了柏拉图以“理念”为核心的逻辑结构，认为文学作品是对外部世界和外在现实的再现与模仿。艾布拉姆斯曾用三角坐标的方式呈现了这种关系[2]： 　　相对于传统的“模仿论”，形式主义者提出，艺术的任务在于“让我们明白艺术家的艺术技巧如何构建或者‘铸造’（forge）了呈现在我们面前的现实”[3]，这就是形式主义的“创造观”。形式主义者使用“poiesis”一词来表示创造，以相对于“模仿论”中的模仿（mimesis）概念，其“创造观”典型地体现在其“故事/情节二分论”上。 　　“故事/情节二分论”的观点是形式主义者在探讨文学叙事理论时提出来的。他们之所以对文学叙事理论如此感兴趣，是因为他们可以在文学叙事理论中发现构造故事的技巧，研究把故事中的各个事件连结起来的方法，从而探讨文学叙事中真正属于艺术的东西。他们严格区分出“故事”（story）和“情节”（plot）。按照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的界定，“故事”指的是按时间先后顺序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而“情节”则是对这些事件的“组织安排”，这种差异在希腊悲剧中就已有体现。一般来讲，希腊悲剧一般采取倒叙（flashback）的方式开端，然后再对故事的经过详细叙述，如在维吉尔的叙事诗《埃涅伊德》（Aeneid）中，诗歌最初是以特洛伊勇士伊利亚斯（Aeneas）讲述特洛伊城的陷落开始的[3]5。可见，特洛伊战争是一个“故事”，而叙述这一故事的方式则是“情节”。 　　在俄国形式主义者眼里，故事仅仅是根据时间先后顺序和因果逻辑组成的系列事件，属于艺术创作的原材料，而情节则打乱了时间先后顺序和因果逻辑，是这些事件的“艺术组合”，因此，只有情节才具有文学性质。什克洛夫斯基认为：“童话、短篇小说、长篇小说是素材的组合，诗歌是风格主题的组合；因此，情节和情节性乃是和韵脚同样的形式。从情节性的观点分析艺术作品，用不着‘内容’这一概念。”[4]换言之，情节与情节性乃是形式主义者眼中“真正使文学成为文学的东西”。什克洛夫斯基之所以对Sterne的《项迪传》情有独钟，是因为这部奇书的情节是“作者故意对人们期待的事件安排顺序予以侵犯的结果”。在这部小说中，Sterne采用了大量用来打断和拖延叙事的技巧，他不时地颠三倒四（displacement of parts of the book）、偏离主题（digressions），采用新颖的版面设计（typographical games）、玩弄文字游戏，故意删掉前言和题献，故意描写过于冗长的句子，故意插入大量的题外话等，千方百计地利用这些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