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国侵权责法规定惩罚性赔偿金制裁恶意产品侵权行为的探讨.docVIP

对我国侵权责任法规定惩罚性赔偿金制裁恶意产品侵权行为的探讨 　　杨立新 　　【摘要】我国《侵权责任法草案》规定了制裁恶意产品侵权行为的惩罚性赔偿金制度。在讨论中,对此仍然有反对的意见。事实上,我国古代就有这样的规定,现行法律制度中也规定了违约责任中针对产品欺诈、服务欺诈的惩罚性赔偿。在《侵权责任法》中规定适当的惩罚性赔偿金,能够完善我国的侵权损害赔偿制度,制裁恶意产品侵权行为,警示社会,维护人民的生命权和健康权。 　　我国《侵权责任法》中要不要规定惩罚性赔偿金，对此一直存在较大争论。肯定性意见中的争论焦点是，在《侵权责任法》的总则性规定中规定惩罚性赔偿金，还是在分则性规定即在特殊侵权行为的类型中具体规定惩罚性赔偿金。我们建议在恶意产品侵权行为中规定惩罚性赔偿金。《侵权责任法草案》对此已经提出了明确的意见。本文支持这样的做法，同时对反对意见进行反驳，并就此提出具体意见，对相关疑问进行说明。 　　一、在起草民法典草案中学者一直坚持在《侵权责任法》中适当规定惩罚性赔偿金 　　在制定《民法典·侵权责任法》中，对于要不要规定惩罚性赔偿金，学者的多数意见是应当规定。但是，在《侵权责任法》的哪一部分内容中规定这一制度，存在不同的意见。 　　一种意见是，在《侵权责任法》的总则性规定中规定惩罚性赔偿金。例如，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起草的《民法典·侵权行为法草案》在第91条规定了原则性的惩罚性赔偿制度：“故意侵害他人生命、身体、健康或具有感情意义的财产的，法院得在赔偿损害之外判决加害人支付不超过赔偿金3倍的惩罚性赔偿金。”这个规定是在总则性规定中出现的，因此，是一个一般性的规定。张新宝教授对此的解释是：草案试图写上惩罚性赔偿金制度，达成的一个妥协性意见是，要么不写，不一般地规定惩罚性赔偿;要么写，但作出严格的限制，规定三个条件，一是行为人的主观恶性比较大(故意或者重大过失)，二是侵害的权利是最基本的民事权利(生命、身体、健康这样的基本权利)，三是赔偿的数额不能太高，不能超过实际损失的三倍。 　　另一种意见是，不在《侵权责任法》的总则性规定中规定惩罚性赔偿金的适用，而在分则性规定中适当规定某些侵权行为类型可以适用惩罚性赔偿金，即在产品责任中，对于恶意产品侵权行为也就是明知缺陷产品会造成使用人的人身损害仍将其推向市场造成损害的恶意致害行为，应当规定惩罚性赔偿金，以制裁违法行为，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权和健康权。例如，王利明教授主持起草的《中国民法典草案建议稿》第1954条规定：“因生产者、销售者故意或者重大过失使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他人人身、财产损害的，受害人可以请求生产者、销售者给予双倍价金的赔偿。”在我主持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草案建议稿》中，第108条规定：“生产者、销售者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使产品存在缺陷，或者明知制造或者销售的产品存在缺陷可能造成他人人身、财产损害却仍然将其销售，造成他人人身、财产损害的，受害人可以请求生产者、销售者在赔偿实际损失之外另行支付不超过实际损失两倍的赔偿金。” 　　我们对本条提出的立法理由是：惩罚性赔偿最初起源于1763年英国法官Lord Camden在HuckleV.Money一案中的判决。在美国， 1784年的GenayV.Norris一案中最早确认了这一制度。在我国，侵权行为法始终坚持侵权损害赔偿的补偿原则，坚持损害赔偿的补偿性，反对在侵权行为责任中适用惩罚性赔偿金。但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下简称《消法》)第49条规定了制裁产品欺诈和服务欺诈的双倍赔偿的惩罚性赔偿金之后，惩罚性赔偿发挥了较好的作用。后来，《合同法》第113条进一步确认了这种惩罚性赔偿。上述两部法律都对惩罚性赔偿的适用条件和赔偿范围作了较为严格的限制，这就使我国的惩罚性赔偿不同于英美法中的惩罚性赔偿制度。惩罚性赔偿的主要目的不在于弥补受害人的损失，而在于惩罚有严重过错的行为，并遏制这种行为的再次发生。从赔偿的功能上讲，其主要在于威慑或者阻遏，而不在于补偿。虽然从个案来看，受害人得到了高于实际损失的损害赔偿数额，但是从加害人角度看，这种赔偿能够提高其注意义务，从而避免类似的恶劣行为的再次发生。从赔偿范围上看，如果双倍赔偿能够起到威慑的作用，那么就应该继续沿用双倍赔偿的方法，至于将来是否需要加大赔偿力度，还需要逐渐摸索。因此，在产品侵权责任中应该规定惩罚性赔偿金制度来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制裁故意或者重大过失将有可能造成他人损害的缺陷产品投放市场并且已经造成了使用人人身损害的行为。 　　我们认为，惩罚性赔偿金是英美法系侵权法的制度，大陆法系侵权法不采纳这个制度。张新宝教授指出，这是两个针锋相对的立法例，美国法比较广泛地适用惩罚性赔偿，而德国法在一般情况下会拒绝适用惩罚性赔偿，因其认为民法是平等主体之间的法律，一方不能够惩罚另一方。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