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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减刑假释工作中存在问题及解决措施 　　减刑、假释整个刑罚执行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调动罪犯改造积极性,提高改造质量,帮助罪犯回归社会,减少重新犯罪,稳定改造秩序,促进监所安全,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但是由于减刑、假释制度本身存在的问题,以及具体办理减刑、假释案件过程中的人为因素导致了减刑假释存在严重的问题,不利于刑罚的执行、刑罚目的的实现,降低刑罚在社会公众心目中的权威性。因此,分析减刑、假释制度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解决措施具有现实意义。 　　 　　一、我国减刑、假释制度现状分析 　　 　　1.减刑、假释的法律规定 　　根据法律规定,减刑、假释的实质条件是:罪犯“确有悔罪表现”。该规定属于规范性表述,需要法官的价值判断,具有不确定性。另外,“悔罪”属于罪犯的思想问题,难以通过客观表现来判断,可能会出现虽然表面认罪伏法,但内心却不认罪的“口服心不服”的情况。在实践中,为了克服“悔罪”的认定难问题,采用“百分考核制度”对减刑条件进行量化。1990年司法部就制定实施了《关于计分考核奖罚罪犯的规定》,把罪犯思想改造与劳动改造作为计分考核的两大内容,以尽量公正地反映罪犯的服刑表现。但是,一个人的思想不易被他人真实地把握,并且思想改造不易量化。罪犯的生产劳动成绩好并不等同于其“确有悔改表现”。所以,在行刑实践中采用量化考核分数的方式来对罪犯思想进行评估是不准确的、不科学的。 　　其次,法律规定了假释适用的对象为:已经执行了一段刑期的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罪犯,并且累犯以及因杀人、爆炸、抢劫、强奸、绑架等暴力性犯罪被判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不适用假释。这样对假释对象的规定显然过严,忽视了刑罚的教育改造功能和受刑人人身危险性的差异,不利于促进罪犯积极改造。另外,所犯罪行较轻,被判处拘役的罪犯,没有纳入法定假释对象,不能体现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的原则。 　　2.减刑、假释案件审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我国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规定,减刑、假释案件的审理采用书面审理方式,审判机关、刑罚执行机关、检察机关、罪犯没有见面陈述的机会,审理过程缺乏透明度。同时,由于审理过程中罪犯只有接受调查的义务,被害人亦被绝对地排除在外,案件的处理结果可能缺乏社会的认同。 　　首先,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对刑罚执行机关缺乏必要的监督机制。减刑、假释案件的审理是通过刑罚执行机关提出建议书、报送减刑、假释案件的材料,报请人民法院审核裁定。减刑、假释的材料是指减刑、假释建议书,终审法院的判决书、裁定书、历次减刑裁定书的复制件,罪犯确有悔改或立功、重大立功表现的书面证明材料,以及罪犯评审鉴定表、奖惩审批表等。可见,减刑、假释的决定主要依据刑罚执行机关报送的材料做出。但是,刑罚执行机关与法院、检察院之间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使减刑、假释案件缺乏有效的外部监督。如上所述,我国对于减刑、假释是否符合条件采用的是量化罪犯的生产劳动成绩,通过罪犯劳动的积分来判断的。这些考核的数据、考核的组织、考核过程和最终结果都由罪犯所在的管教队长来控制的,因为缺乏必要的内部制约和外部监督机制,他极易成为不符合减刑、假释条件者寻租的对象。行刑机关与法院、检察院之间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法院不能对执行机关报送的材料进行有效的审查,这使得减刑、假释可能从源头上就存在违法性。 　　其次,法律规定减刑、假释案件由中级以上的人民法院采用合议庭的方式审理,规定审级和审理方式在立法意图上是为了保证案件审理的质量。但是,在实践中由于中级以上的人民法院所在地的减刑、假释案件数量一般较多,大部分案件的审理不是合议庭成员进行认真的讨论,而是在合议笔录上签名了事,合议制实质变成独任制,这样使得法院的合议审理流于形式。案件质量难以保证,减刑、假释的教育效用难以发挥。而且,法院对于减刑幅度的决定随意性较大,没有完全体现对犯人教育的目的。 　　3.检察机关对减刑、假释监督存在的问题 　　检察机关对减刑、假释案件的监督主要是通过两种方式进行的:其一,减刑、假释前监督,即检察机关的派驻检察人员深入监管场所,了解和掌握罪犯的表现情况,认为应当减刑、假释的向刑罚执行机关提出相应建议。列席参加刑罚执行机关召开的减刑、假释案件呈报评审会议,在刑罚执行机关、审判机关征求检察机关的意见时提出意见;其二,减刑、假释后监督,即按审判监督程序进行监督,罪犯被宣告减刑、假释被释放后,法院将有关法律文书送达检察机关,在检察机关发现裁定确有错误后,按审判监督程序提出纠正意见。但是,以上的两种监督机制都存在问题。 　　第一,减刑、假释前的监督是检察机关按照其内部的相应规定进行的,我国刑法及刑事诉讼法对此均无法律规定,工作的随意性很大。同时,检察机关不直接管教、考核罪犯,监狱在开会讨论减刑、假释时虽然邀请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