汕头开埠史实考.docVIP

汕头开埠史实考 汕头开埠(即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开市通商”)是潮汕地区历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近代中外关系当中的重要事件。但是关于这一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论者至今多语焉不详，而且说法不一、相互矛盾的现象时有发生。例如关于汕头开埠的时间，即有1864年、1861年、1860年等几种说法[1]，而每种说法又都未能提出原始资料的证明。有的仅说是“经海关总署研究室证实”，但该研究室据以“证实”的根据是什么，却未见披露。再如关于汕头开埠的最早法律依据，一般论著均称是1858年中英两国所签订的《天津条约》，但是这个条约因1859年中英之间的战事再起而未能及时互换生效，直到1860年10月中英再签《北京条约》时它才同时获交换批准，那么何以会在其尚未生效之前汕头业已开埠设关了呢(汕头开埠的准确时间是1860年1月1日)？汕头开埠的最早法律依据，究竟是不是中英《天津条约》？还有关于“汕头开埠”与“潮州开埠”的关系，两者是不是—回事？是否出现过有的论者所说的清政府起先答允开潮州为通商口岸，后来因潮州人反对而改为汕头的情况？为了弄清这些问题，本文依据中外历史文献资料，对汕头开埠这段史事作了一些必要的考订，力求起到探幽发微、订正错讹的作用，以还历史的本来面目。 一、汕头开埠前因 汕头开埠始于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但是它的起因却远在此之前。英美等西方国家早就对潮汕沿海地区抱有觊觎之心并进行了大量非法活动，它们在笫二次鸦片战争中提出在潮汕沿海开辟通商口岸的要求决非偶然。 关于西方商人和殖民主义者(开始主要是鸦片贩子)最早来到潮汕沿海地区活动的时间，目前通常认为是在鸦片战争前夕，即19世纪30年代后期，实际这种说法是不准确的。据鸦片战争时期力主严禁鸦片的官员黄爵滋在一篇揭露福建沿海一带外国鸦片贩子活动情况的奏折里写道：“查闽省各属具报夹板船在闽洋游奕飘泊者，自嘉庆十九年为始，其初每年或仅止一二次，或数次，或全年竟无夷船游奕者。迨近年以来，或十数次，或二三十次，以及数十次不等。其游奕寄泊地方，始则南澳、铜山、厦门、台湾等处洋面，继则闽安、海坛、福宁、烽火等处洋面。”[2]可知早在19世纪l0一20年代(清嘉庆末年)，大概已有外国船只在潮汕地区的南澳岛一带“游奕寄泊”(因为当时南澳岛在行政上归广东、福建两省共管，所以黄爵滋将其列入福建沿海范围)。当然黄爵滋的这篇奏折所言只是一个概括性回顾，如果说它尚难于作为确凿证据的话，那么1824年(道光四年)闽浙总督赵慎畛的奏折就讲得很具体无疑的了。赵慎畛在这篇奏折中向朝廷报告：“本年春夏之间，准据水师提督来函，及各属禀报，有夹板夷船三只，在金门、铜山、南澳一带洋面寄碇，兵船向其查询，言语不通。……并准两广督臣阮元咨开，此项夷船，系由小吕宋等国驶来，希冀贩售鸦片，业经通饬查禁等情。”[3]文中所说的“小吕宋”，指今菲律宾吕宋岛，当时是西班牙殖民地。这篇文献说明当时西方的鸦片贩子已经通过菲律宾等地来中国广东、福建沿海贩售鸦片，而南澳则是他们活动的地点之一。进入19世纪30年代，西方国家对潮汕沿海的窥伺更加加紧。1832年英国侵略东方的大本营东印度公司在广州的商馆派遣“阿美士德”号间谍船沿中国沿海进行侦察活动，其航行的第一站就是南澳岛。东印度公司职员胡夏米等人对南澳进行了详细的调查，特别是清军在当地的防务情况等。胡夏米在给东印度公司的报告里写道：“南澳是广东第二个海军根据地，一半位在广东，一半位于福建。它是总兵官或提督的驻所，在他的指挥下，共有军队5237人，其中4078名属广东，1159名属福建。但是这些军队的实际存在，除了在花名册中以外，是很可怀疑的，这个根据地的防御，据我们所见，共有七八只战船，从外形看来，它们类似小型的福建商船，从各方面看来，比我们在广州看到的战船要差得多。海湾入口处有炮台两座，较高的一处有炮八尊，较低的一处有炮六尊。海湾内部另有小炮台一座，上面并未架炮。”[4]可见他们对当地情况已掌握得相当仔细。此后南澳遂成为外国鸦片趸船的停泊地，“作为供应与伶仃岛联系的双桅帆船的存贮站”[5]。外国商人不仅经常乘船往来、停泊于南澳岛，而且还登岸深入岛内活动。据记载，19世纪40年代初外国商人已在南澳岛上建有“几幢建筑及一座桥梁”，又有“在该地附近开阔的一条道路”[6]。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西方商人更由南澳岛向韩江入海口的妈屿岛一带渗透。当时外国人称妈屿岛为双岛(Double Island)，因为其旁边还有一个小岛德州屿。据记载，“早在1851年就有一个未经承认的外国商人团体已在此成长起来，并有趸船数艘以储鸦片”，该岛“岩石海岸一带有欧洲人的住宅散列其上”[7]。 西方商人和殖民主义者来到潮汕沿海之后，在这里进行了大量非法活动，其中主要是鸦片走私和苦力贩运。 鸦片走私伴随着西方商人来潮汕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