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为什么屡成被告.docVIP

记者为什么屡成被告 　　这几年，文坛官司逐渐多了起来，其中，又以新闻官司唱主角。一些单位和个人，以名誉权受到侵害为由，状告记者和发表文章的新闻单位。仅据北京市统计，1992年前3季度法院受理的名誉权案即达48件；如果把范围扩展到全国，再加上法院未受理的和通过其他手段调解的，那么数量相当可观。最重要的是，由于这类新闻官司原告一方往往是名人，因此非常容易成为舆论热点。以李谷一诉汤生午、《声屏周报》侵害名誉权一案为例，各地200多名记者云集南阳，全国半数以上报刊发表了有关报道。 　　在我们分析了近年来若干起新闻官司之后发现，记者和新闻单位常常成为官司中的败诉方。比较有名的，像游本昌诉上海《每周广播电视报》，徐良诉《上海文化艺术报》，李谷一诉汤生午和《声屏周报》等。这使得一些记者和新闻单位工作起来如履薄冰，有点风吹草动就惊慌失措。有记者戏言：“今后采访得带个律师了。” 　　记者失误种种 　　纵观这几年的新闻官司，引发的原因固然多种多样，但有关记者和新闻单位自身的工作疏漏也是一大原因。归纳起来，有如下几种：一、记者采访不严谨、不深入，对事情不作深入细致的调查，而是道听途说，把传闻当成事实，把酝酿、计划中的事当作已经完成的事，对非正常渠道得来的消息不加分析不加核实便草率引用。这样，一旦发生错讹，引起争讼，便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二、片面追求轰动效应。某些记者和报刊为了出名，为了扩大发行量，常常热衷于追逐名人的闲闻逸事，或者对一些事件进行夸大和渲染式的报道，甚至将名人的生活事无巨细、不加选择地予以刊布，全然不顾及在当时的条件下，其中的有些事实是否可以公布。三、从主观出发，立场片面。一些记者和新闻单位不是以尊重事实为出发点，站在公正的立场上对事件和人物进行客观、全面的报道，而是先入为主，对材料作为我所用的取舍，或偏听偏信，完全站在一方的立场上。在受到批评时，又不虚心接受，而是“组织反击”，竭力证明自己正确。像这样一味感情用事，难免授人以柄，给人留下口实。四、语言过激，感情色彩浓烈。一些记者在鞭挞不正之风时，立场站得对，事实也大体准确，但往往喜欢使用一些感情色彩很强的文字，语言过激。例如，某人在当地被人称为“泼妇”，记者在写作时简单地加以引用，这样，文章一见报，“某人”便以自己的名誉受到了侵害为由，控告记者。又如，某记者在描写一位当事人时使用了“鼻孔朝天”“腰比水桶还粗”等形容词和“自幼就在男人堆里混”等语言，于是被当事人指为“侮辱诽谤”……五、将文学笔法引入新闻。有的记者将文学创作中的一些笔法，如想像、夸张、意识流乃至黑色幽默之类带人新闻，甚至剪辑人物，编造情节，还自以为是创新。这样做，不仅违背了新闻的基本原则，而且极易引火烧身。 　　社会心态种种 　　从另一方面看，新闻报道中的对象对新闻规律缺乏了解，对法律的理解有误，是造成新闻官司增多的又一个重要原因。比如，一些单位以老大自居，老虎屁股摸不得，即使报道中的批评正当、准确，也要抱着“干一场”的态度，组织班子，搜集材料，以组织和单位的名义四处活动，对抗正常的舆论监督，直至闹到法庭。有些人是只许记者说好话，报成绩，认为自己说什么，记者就得写什么，一旦听到批评便火冒三丈。还有就是抓住个别词句和枝节问题纠缠不休。作家张扬谈到这个问题时曾举了个很生动的例子，他说，某日某地四楼上发生了强奸案，报案人却说成是五楼。调查后证实某日某地五楼上没有发生强奸案，因此报案人构成了诬陷罪、造谣惑众罪或什么什么罪―这能成立吗？事实上很多新闻官司的原告正是抓住报道中一些边边角角的问题大作文章，他们苛刻地要求文章每字每句都绝对准确，时间、地点、情节分毫不能差；不看主流只看枝节，吹毛求疵，稍有闪失便搅你个天昏地暗。很多案例，正是因为原告在细节问题上步步紧逼、纠缠不休，判案人员又不分主次、听之任之，导致记者只有招架之力，处于不利境地。 　　另外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名人不能正确对待舆论。名人是社会各界关注的对象，容易成为舆论焦点。对此，名人理应宽厚些。但一些名人在素质上存在问题，只能捧，不能批；捧的文章十篇八篇不以为多，但凡有一篇稍有不同意见便接受不了，其直接了当的表示就是：告上法庭！ 　　“告”的误区 　　前些年，许多人不知法为何物，不知自己有哪些权利和义务。那时，公民的名誉权、隐私权受到侵犯后，只能是忍气吞声，状告无门。现在，法制已逐步健全，人们学会了运用法律手段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这几年新闻官司增多，以至出现一种“告记者热”，从积极的意义看，这是人们法制观念增强的一种表现，意味着社会的进步。但是，由于多年来对于法律的隔膜，一旦真正拥有了法之后，就难免有一段对法的适应过程，表现在现实生活中，就是对法律还是一知半解，对法律手段的运用持一种轻率的态度。具体到新闻官司中就是：写了不对我心思的事，我就告你，根本不考虑告什么如何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