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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花贫困地区村庄不同主体在精准扶贫中心态分析 　　摘 要：贫困人口分布区域的差异性以及精准扶贫以项目进村和措施到户为核心和亮点，决定了对精准扶贫研究时必须强调研究区域的类型性以及注重对村庄不同主体心态的分析。基于课题组2016年3月在武汉市H区Q村搜集的精准扶贫经验材料，重点分析了插花贫困地区村庄中的贫困户、普通农户、村民代表及党员、富人、村干部、驻村干部在精准扶贫中的心态及其原因，并提出要通过政策完善或实践工作来科学引导村庄不同主体共同努力解决贫困户问题，即明晰精准扶贫的定位，改革和完善精准识别和考核机制，健全精准扶贫监督机制，多方面完善精准帮扶机制并发挥“能人效应”。 　　关键词：插花贫困地区；精准扶贫；贫困户；“能人效应” 　　中图分类号：F3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17）02-0010-08 　　一、问题的提出 　　自20世纪80年代开展扶贫工作以来，我国的贫困人口大规模减少并成为全球首个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贫困人口减半的国家。然而，我国的扶贫工作并未结束，截至2014年底我国的贫困人口还有7 017万人，扶贫工作进入了“啃硬骨头、攻坚拔寨”的冲刺期。一方面，我国的贫困发生了转型，即在分布状况上由原来的普遍式分布为主转变为现在的少数连片贫困区、分散各地的“插花贫困”以及社区内的个别贫困为主[1]，在贫困人口构成的主体上由原来的绝对贫困转变为相对贫困为主，在贫困成因上也更加复杂化[2]，经济增长的减贫作用也在弱化；另一方面，以往粗放式扶贫机制的问题逐渐凸显。尽管我国在过去根据贫困人口规模和特点对扶贫的瞄准机制不断地进行调整，但在如何将扶贫资源瞄准并有效传递到穷人身上一直没有突破[3]，与此同时，粗放式的扶贫方式也催生了“福利依赖”现象”。基于此，党中央、国务院提出将精准扶贫作为新时期我国扶贫开发的重要举措，即针对不同区域状况、不同的贫困户状况运用科学有效的程序对扶贫对象实施精准识别、精准帮扶、精准管理和精准考核的扶贫方式。 　　学界对此进行了一系列研究，部分学者注重从“内涵理论”视角进行分析，认为该项政策是单维瞄准向多维瞄准的转变[4]，以及从依赖于经济增长的“涓滴效应”向更加注重“靶向性”对贫困人口扶贫的转变[1]；有学者运用社会精细化理论得出要将“精、准、细、严”的核心思想内化为农村扶贫开发的实践[5]，也有学者运用多维贫困理论、可行性能力理论分析得出要进行可持续性生计分析[6-7]、考虑农户拥有的经济物质和社会关系基础[8]、注重提高贫困人口的可行性能力[9-10]；部分学者注重从“政策效果问题对策”视角进行分析，从精准识别中的排斥、乡村治理现状、精准扶贫政策的缺陷以及贫困户心态等方面分析其存在的问题[4，11-12]，并提出精准扶贫的法制化[13]、完善贫困县退出机制[14]、建立需求响应机制[15]、将精准扶贫与协商相结合[16]、将大数据思维方式应用于精准扶等对策建议，在此过程中他们对村庄的某些主体的心态进行了分析，诸如运用社会控制理论和朱晓阳对管理穷人为目标的反贫困战略研究[17]对贫困户的“等、靠、要”心态进行了分析[1]，对贫困户在精准扶贫中参与积极性不足的心态、驻村干部的“身在村庄，心在机关”的心态、普通农户的争当贫困户的心态进行了分析[10]。 　　综上，尽管学界对于精准扶贫作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但依然存在以下不足：第一，现有研究在分析时忽视了研究区域的类型性。精准扶贫主要针对的是连片贫困区、插花贫困地区插花贫困地区指经济发达区域的相对贫困区域。、社区内的个别贫困，三类地区在经济发展水平、贫困人口分布等方面均存在差异，那么精准扶贫政策推行时也就有所差异，因此在对其分析之前必须强调研究区域的类型性。第二，现有研究主要从“内涵理论”或“政策效果问题对策”视角对精准扶贫深入分析，缺少了?τ诰?准扶贫中村庄不同主体心态的系统分析。事实上，精准扶贫是以项目进村和措施到户的村级扶贫规划为核心和亮点的，工作重心已经下降到村庄层面[12]，村庄中的不同主体的心态均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政策的推行及成效，然而现有研究只是简要、零散地分析了贫困户、驻村干部、普通农户的心态，且未分析其他主体的心态。 　　基于此，本文认为强调研究区域的类型并在该前提下研究村庄不同主体在精准扶贫中的心态就显得尤为重要。由于插花贫困地区是贫困县之外的、相对比较发达的县（市、区）内的贫困乡（镇）、村，它与集中连片贫困地区和社区内的个别贫困相比较为特殊，因此本文拟分析插花贫困地区村庄不同主体在精准扶贫中的心态及原因，进而探讨如何通过政策或实践工作科学引导该类地区农村不同主体共同努力解决贫困户问题、实现脱贫目标。 　　二、村庄概况及研究进路 　　课题组于2016年3月选择在武汉市H区Q村展开为期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