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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主主义政权法治理念及思想渊源探析 　　 [摘 要] 新民主主义政权是一个关涉法治、平等、民主和人权等要素的多维聚合体，其法治理念主要有宪法的合法性，“议行合一”的人民性，法律运行的价值追求与务实性，法制意识、监督意识和司法意识等。新民主主义的法治理念源于革命导师的法治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法治运行中的具体体现，对当前法治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特别体现关于法治的实质意义与形式意义的关系及思维时态的转换、公民的守法义务与护法权利的关联、法治的价值追求与务实性的关系等方面。 　　 [关键词] 新民主主义政权 法治理念 思想渊源 　　 新民主主义政权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价值追求在当时情势下的具体体现，总体上是一个关涉法治、平等、民主和人权等要素的多维聚合体。其中，法治理念及实践在当时政权建设中具有一定的独创性和探索性，对目前国家的法治建设和司法改革仍具重要的借鉴意义和参考价值。 　　 一、新民主主义政权的宪法理念及思想渊源 　　 新民主主义法治的首要理念是宪法理念，因为宪法既体现法治的性质，又蕴涵法治的价值，是现代法治的核心。从思想渊源上看，新民主主义的宪法理念植根于马克思、恩格斯等革命导师的宪法观，是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法治观中国化的有益尝试。 　　 1.强调宪法的实质意义即宪法的合法性，并作为肯定其权威性的前提。马克思、恩格斯等革命导师无一例外都首先关注宪法的来源即人民性或合法性。马克思认为，近代意义上的宪法虽然较先前封建时代的早期宪法有根本的区别，但它也不过是从“宪法是国王的恩赐”，变为“国王是宪法的恩赐”，“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被宪法强塞在民主主义的框子里，而这个框子时时刻刻都在帮助资产阶级的敌人取得胜利，并使资产阶级社会的基础本身成为问题”。[1]p48他们还特别就违宪问题反复发表精辟的甚至惊世骇俗的观点：当国家处于生死攸关之际，为拯救国家，“违背宪法条文是对宪法意义的唯一正确的解释”[2]p287;当宪法本身及其设立的政权组织形式不合理，造成“国民议会用合乎宪法的办法排除总统，而总统却用违背宪法乃至取消宪法的办法来排除国民议会”，则宪法可以“用一项特别条文号召每个公民起义来保护宪法”。也就是说，当宪法在本质上不能体现宪法应有的价值诉求，则按照宪法的精神，就要推翻这个宪法，去“促使新的一次革命”[3]p368。列宁也认为：“宪法的本质在于：国家的一切基本法律和关于选举代议机关的选举权以及代议机关的权限等等的法律，都表现了阶级斗争中的各种力量的实际对比关系。当法律同现实脱节的时候，宪法是虚假的;当它们是一致的时候，宪法便不是虚假的。”[4]p309可见，革命导师的宪法观首先看重的是宪法的本质，即宪法由谁制定，这正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价值追求，因而也即成为新民主主义法治的首要理念。 　　 2.反对权力分立，主张“密切联系群众”和“议行合一”。马克思认为，宪法具有鲜明的阶级性，是阶级力量对比关系的集中体现。列宁则进一步指出，苏维埃宪法具有资产阶级宪法所不具有的本质与优越性，这个宪法以“议行合一”制、“密切联系群众”等原则，“保证工农群众比在资产阶级民主和议会制下有更大的可能用最容易最方便的方法来选举和召回代表，同时消灭自巴黎公社起就暴露的议会制的缺点，特别是立法权与行政权的分立，议会脱离群众等等”[5]p101。列宁还直截了当地说：“法律就是取得胜利、掌握国家政权的阶级意志的表现。”[4]p146这个阶级意志必须借助法律的形式转换为国家意志，“意志如果是国家的，就应该表现为政权机关所制定的法律，否则‘意志’这两个字只是毫无意义的空气震动而已”[6]p75。新民主主义政权采纳“议行合一”的组织形式，正是无产阶级宪法权威性和性质的体现。 　　 3.在宪法具备合法性的前提下，强调规范至上和平等适法，即在形式层面上肯定其至上的权威性。在强调宪法合法性的前提下，革命导师也充分肯定良宪的权威性。马克思指出，政府必须由宪法产生，如果“任何宪法都不存在，那么任何政府也都是不存在的”[7]p45;而法律也应该限制政府的绝对权力，绝对不允许政府“周期性地破坏法律”[8]p26。这是对宪法权威性的着重强调。新民主主义政权的第一部宪法性文件是《中华苏维埃宪法大纲》，该宪法第一条明确指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根本法是宪法，其任务“在于保证苏维埃区域工农民主专政的政权和达到它在全中国的胜利”[9]p772。自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不同时期的政权全部体现了这一宪法精神。以陕甘宁边区政权为例，边区政权运作始于宪法性施政纲领或原则，尽管在战时条件下，也都有相应的具体法律相依托，并且执法相当严格。《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开篇即为：“为着进一步巩固边区，发展抗日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以达坚持长期抗战增进人民福利之目的的起见……向我边区二百万人民提出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