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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百年来理想与实践 　　自上世纪初以来，创建新中国的建国思想、建国运动和建国实践，一直是中国社会进步的根本方向和历史主流。在这一过程中，从直接追求新中国，到面临名不副实的新中国，再到追求名副其实的新中国，先驱者们曾经经历了非常艰难曲折的奋斗历程。这段历史值得回眸和回味，因为它可以帮助我们确定历史方位。 　　 　　一、“新中国”的提法与早期实践 　　 　　从历史上看，中国最早主张建立新中国的，实际上既不是共产党，也不是国民党，而是清末立宪派。立宪派主张实行君主立宪制，学习现代文明，建立现代社会，所以他们的奋斗目标实际已是建立新中国了。立宪派的建国之路本来是最有可能成功的，但因有关各方(特别是满清贵族方面)缺乏应有的政治智慧，不是狭隘愚钝就是豪放不羁，不是过于保守就是过于激进，硬是把一盘活棋给走死了。 　　最早提出和使用“新中国”这个词的，也不是国民党和共产党，而是戊戌变法失败后的立宪派。梁启超首创“新中国”一词。1902年6月，他在《杭州白话报》上首次提出：“千句话并一句话，因为是旧中国不好，要想造成那一种新中国。”同年11月，他又在《新小说》杂志上开始连载自己的政治小说《新中国未来记》，为国人展示了一幅以立宪民主为基础的现代中国的理想蓝图。 　　在梁启超的影响下，到辛亥革命前，“新中国”这个词就已开始流行了。如当时的共和派也受到了梁启超的影响，开始在内部讨论“建设新中国”的问题了。1910年，上海名医陆士谔还曾写成政治小说《新中国》，畅想以立宪民主为基础的现代化的新中国，其中对于上海未来的预言尤为准确，甚至预言到了2010年将在上海举办世博会。 　　到中华民国时期，“新中国”这个词已相当流行。这是因为，与立宪派不同，共和派主张推翻清王朝，建立人民共和国(即民国)，实行三民主义，连形式上的皇权都要废除，这就已经是要建立现代化的新中国了。由于这种新中国比立宪派的新中国还要新颖得多，所以他们更有理由、也更有底气使用“新中国”这个词。故而，孙中山引导国人为“创建民国”和“改造民国”而奋斗时，始终以“建设新中国”作为号召，从而成为继梁启超之后最有力地倡导“新中国”的第二人。在这种背景下，进而又是在人们不满意民国现状的背景下，“新中国”这个词在民国时期逐渐流传开来。后来中共使用“新中国”这个词，实际也是由此延续下来的。 　　“新中国”这个词的内涵自始就是非常革命的。它从来都不是指新王朝，而是指现代化的新中国。由于经济现代化自始就是它的一项基本内容，所以新中国的先驱者们也首先从经济角度认识了这种建国历程的长期性。如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就清醒地认识到，即使是建立了共和国，那也不等于建成了新中国。所以，武昌起义爆发后，他就在国外表示：“此后社会当以工商实业为竞点，为新中国开一新局面”。民国元年，他又在上海说：“今满政府已去，共和政体已成，民族、民权之二大纲已达目的。今后吾人之所急宜进行者，即民生主义。”在他看来，民国建立后，着力实行民生主义，“建设新中国”，这也是“创造新中国”之继续。所以，卸下临时大总统职务后，他就开始醉心于修铁路了。 　　但是，即使是这样，孙中山也还是过于乐观了。事实表明，即使是建立共和国，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刚刚建立的共和很快就出现了大倒退，孙中山也很快看出：“现在的中华民国，只有一块假招牌，以后应再有一番大革命，才能够做成一个真中华民国。”但他主张的大革命并不是要推翻中华民国，而是要“捍卫民国”、“改造民国”、“造成真中华民国”。他要在保卫民国的框架内“为建设一个自由平等的新中国而奋斗”。他在临终前留下了著名遗嘱：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而从建国角度看，这就是：建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实际上，自宋教仁遇刺后，“中华民国名不副实”即已日益成为国人的普遍共识。即使是后来的南京国民政府，也是承认这一点的。这就使清末时期的创建新中国演变成了民国时期的创建名副其实的新中国，而其举国公认的提法就是：创建名副其实的中华民国。 　　所以，我们看到，正是基于这种广泛共识，“抗战建国”才成为抗战初期最能激发国人奋起抗战的主旋律。中共方面当时提出：“我们认为，共产党、国民党、全国人民，应当共同一致为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这三大目标而奋斗。”国民党方面当时也很积极，不仅公布了写得很好的《中国国民党抗战建国纲领》，而且其行动也令人刮目相看，以至于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1938年)上说：国民党有两个伟大领袖，一个是孙中山，一个是蒋介石。 　　中共当年的建国目标无疑就是创建“名副其实的中华民国”。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对此讲得很明确：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就是“新三民主义的共和国”，“就是名副其实的中华民国。我们现在虽有中华民国之名，尚无中华民国之实，循名责实，这就是今天的工作”，“就是今天‘建国’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