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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言与白话之争当代反思 　　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界出现对五四白话文运动与现代汉语的反思热潮。在反思过程中，既有中肯、客观的评价，同时也有许多激烈的否定之声。本文旨在摒弃偏见，避免妄下论断，从五四白话文运动发生的前因出发，在展现正反两个阵营发出多重声音的同时，探讨种种影响及决定五四白话文运动成败的因素，展示语言革新过程的非直线性特征，进而呈现历史的复杂性。 　　[关键词]文言；白话；白话文运动；复杂性 　　[中图分类号]H1-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07)05-0112-04 　　钱晓宇(1975―)，女，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文化。( 四川成都 610064) 　　 　　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杂志发表文章《文学改良刍议》，提出白话文学是文学的正宗；1918年1月，《新青年》正式改用白话文；5月，鲁迅在《新青年》上发表了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同年底，李大钊、陈独秀创办白话文周刊《每周评论》；北京大学学生傅斯年、罗家伦等创办了白话文月刊《新潮》。人们通常将这个过程笼而统之地定义为五四白话文运动。事实上，脱离晚清白话文运动、注音字母运动、国语罗马字运动等一系列先期革新，简化正反两个阵营彼此抗衡过程中的多重声音，漠视运动取得实质性胜利后的各方回响，只能造成与五四白话文运动的隔膜。 　　 　　一、五四白话文运动的先声 　　 　　早在太平天国时期，洪仁?\就提出过改革文体的方针，此后黄遵宪主张“我手写我口”，裘廷梁倡议“白话为维新之本”，“崇白话而废文言”则成为晚清白话文运动的主音符。梁启超更是以实际行动，进行语体文写作。“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1](P77)则是梁氏对自创新文体的最佳解释。清末民初，科举制度的废止、辛亥革命的成功更是直接为白话文的发展提供了政治上的保证。 　　胡适在《白话文学史》中曾分析，对于白话，中国自先秦以降有两条线索可寻：其一是俗文化中的活语言，如《诗经》之《国风》，元明清之小说、词话、戏曲；其二是文人阵营中的自我调整使得“古文越做越通顺了”。自唐代韩愈提出“文从字顺”的古文标准之后，宋代的欧阳修、苏轼，明代的归有光、钱谦益，清代的方苞、姚鼐、曾国藩等，“不高谈秦汉，甚至不远慕唐宋”，老老实实地做着文通字顺而非苦涩艰深之文。文人内部所进行的古文运动在扭转文坛一时风气上的确有其进步性，但这种调整所涉及之领域是极其有限的，在革命先锋眼中不啻为死文言的苟延残喘。因此，对于这第二条线索，五四先锋们的评价是：古文家的身体力行为古文续了命。 　　从语言工具论的角度出发，注定了五四白话文运动的两大奋斗目标是普及与创作。语言工具论并不是五四先锋们的首倡，梁启超在《晚清两大家诗钞》的题辞中就直言：“文学是一种‘技术’，语言文字是一种‘工具’”。要达到这两个目标，在当时的中国，首先必得依靠教育的力量来规范读音，因而拼音字母方案的推行成为首要任务。 　　胡适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导言》中梳理了其历史背景。择其概要就是，起初，到中国的基督教传教士很早就自创方言字母来拼读方言土话，并利用这些字母翻译他们的《圣经》以传道。“最早创造中国拼音字母的人大都是沿海各省和西洋传教士接触最早的人”。其中包括厦门卢赣章造的“切音新法”，福建龙溪蔡锡勇造的“传音快字”，广东香山王炳耀造的“拼音字谱”等。[2](P1-3)可以看出最早提出拼音改革的这些人就是要解决中西交流中的语言障碍问题。随着与西方社会交流的日益频密，快捷有效地表达彼此意愿成为迫切要求。 　　中国古已有之的反切注音之法，方法确实非常简单，即用首字之声母与第二字之韵母及声调共同构成某字的正确读音。如“豫”字的读音若用反切法，可以取“伊虑”二字来表示。人们想知道此字的读音，前提必须认识“伊虑”二字，普通人士若不将上千常用汉字先烂熟于心，是绝对不能借助反切来学习新字的。中国古代严格的封建等级制度又极大限制了接受教育的人数。西方文明的崛起以及本国市民阶层的壮大，与原有国家机器中的上层机制过分的自足封闭之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矛盾。原有文化制度有违各阶层的自由交流，更无视了西方现代化进程这一事实。而快捷、便利的现代性要求使文字普及的工作不能再被无限制地拖延。 　　事实上，从戊戌变法的一个领袖王照(直隶宁河县人)发愿要以北京话为标准创造“官话字母”实现“两拼之法”开始，中间又经过了天津的严修、桐城派的领袖吴汝纶、北洋大臣袁世凯、两江总督周馥、浙江桐乡的劳乃宣的支持，到民国元年蔡元培先生提议教育部推行拼音，再到民国十五年赵元任、钱玄同、刘复制定的国语罗马字，最后到民国十七年国民政府的大学院正式颁布“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总共历时三十余年，这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