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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和完善强制措施救济程序 　　任何一个国家，无论其是何社会制度，无论其经济发展水平如何，其进行刑事诉讼的目的无非有二，即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虽然各国在惩罚与保障的侧重点上有所不同，但在现代刑事诉讼的价值理念中，准确追诉犯罪人而毫不伤及无辜侵犯人权已经是最基本的立法精神。刑事强制措施是国家为了保障侦查、起诉、审判活动的顺利进行，而授权刑事司法机关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的限制其一定程度人身自由的方法。为了保障刑事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刑事司法机关必须享有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强制措施的权利。但是由于刑事强制措施关乎公民的人身自由权，所以它又是一柄“双刃剑”，正确实施，就能准确、及时地完成惩罚犯罪的任务。而错误实施，则会侵犯公民的人身自由权。王牧教授在孙谦所箸《逮捕论》的序中精辟的论述到：“在近现代社会刑事司法的法律逻辑里隐藏着一条只执行而不声张的原则：宁纵勿枉。这也是权衡利弊，利大于弊的选择：罪案是已经发生了的一种危害社会的行为，纵了，是事情没办好，已然的犯罪没有受到惩罚，但是没有给社会造成新的害；枉了，不仅没有使真正的犯罪受到惩罚，而且给社会造成了更大的害，使无辜的人受到惩罚。不懂得这个道理，就不能掌握刑事司法的精髓。法律追求秩序，因而它首先是限制恣意横行、无法无天的现象。从这个意义上说，刑事诉讼法首先是减少和杜绝冤假错案的法律，逮捕作为一种重要的刑事司法制度必须符合这个原则。” 　　一、刑事诉讼强制措施适用的不足 　　我国的刑事诉讼制度从1997年开始，正在朝着规范、民主、保障人权的方向不断发展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我国的刑事强制措施制度在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权方面存在着种种不足： 　　（一）刑事强制措施司法审查制度不够健全 　　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作为刑事控诉机关的公安机关对犯罪嫌疑人采取拘传、取保候审、监视居住、刑事拘留措施，人民检察院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刑事强制措施，通常由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自行决定、自行批准（公安机关需要逮捕犯罪嫌疑人的需经人民检察院批准）。也就是说除了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刑事案件做到了办案机关与审查决定机关向分离以外，其余的强制措施的决定没有必要的法定审查程序。这种做法赋予了刑事控诉一方过大的权力，同时也极大的限制了被控诉一方获得救济的权利，因而不能最有效地保护公民的权利。 　　（三）未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刑事强制措施不服的申告权 　　在实行司法令状主义的国家，控诉一方对被控诉人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时，必须对为什么采取强制措施、为什么采取此种强制措施而不是他种强制措施等向司法官员举证。被控诉一方则可对此进行反驳。 　　而我国由于未实行司法令状主义，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采取刑事强制措施，采取何种刑事强制措施，完全由作为控诉一方的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决定，作为被控诉一方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只能被动接受，没有任何反对的权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为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采取的强制措施有错误，对被采取的强制措施不服时，也没有任何司法救济手段，即没有申告权。例如，我国《刑事诉讼法》第六十条规定：“对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方法，尚不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而有逮捕必要的，应即依法逮捕。”根据这一规定，逮捕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需要同时具备三个条件，即：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有逮捕必要。是否有逮捕的必要，即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方法是否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完全由承担控诉职能的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决定，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并不需要向谁证明。而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通常都是将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施逮捕，因为公安、检察人员谁也不敢保证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方法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公安、检察机关的逮捕决定无能为力，法律并未赋予他申告的权利。这样的做法就必然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诉讼期间基本处于被羁押的状态。这与无罪推定的原则及公民权利保障的精神是根本相违背的。 　　（四）超期羁押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四条至第一百二十八条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逮捕后的羁押期限作出了明确规定。近年来各级司法机关对超期羁押问题也进行了多次专项整治。但是在刑事司法实践中，被羁押人被超期羁押的现象却在某些地区仍然很普遍。笔者认为主要原因在于，我国法律对超期羁押的现象却缺乏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既未建立对超期羁押的申告机制，也未明确超期羁押的法律责任。这就必然使被羁押人对自己被超期羁押无能为力、无可奈何。这将严重侵犯被羁押人的人身自由权利。 　　二、检察环节如何改革和完善强制措施的救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