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与上大学有关的比赛慎之又慎 防之又防.docVIP

湖南：与上大学有关的比赛慎之又慎 防之又防 　　易中天的意义，从某种程度上，是被媒体放大了。之前，他的《品三国》版权拍卖，媒体给出780万元的拍卖预测，随后是对780万这个数字的不断联想。780万是上、中、下三册，现在三册改成上、下两册，已拍出的上册每本定价25元，按印刷75万本，上海文艺出版社支付14%版税计算，上册税前收入应为万元。75万册，就畅销书市场而言，其实不算什么。80年代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的《傅雷家书》销了200多万册，90年代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的《学习的革命》销了800万册，2001年中信出版社推出薄薄一册的《谁动了我的奶酪》也销了300万册。《哈利·波特》中译本至今已累计销售1000万册，北京三联书店出版杨绛先生的《我们仨》也已累计销售超过60万册。易中天通过“百家讲坛”，身份已经变成了以央视这个超级媒体传播的电视明星，央视那些著名主持人出书的印刷量动辄都是几十万册，所以上海文艺出版社才有跃跃欲试要大赚一把的冲动。 　　那么，易中天怎么就成了一种文化现象？ 　　首先因为电视的介入，概念出现了变化。一方面，易中天这样的大学知识分子通过电视传播，改变了他的学者与学术身份，变成了大众文化的传播者。既然进入大众传媒，他的身份就不再是厦门大学中文系教授，借历史人物，靠表述能力，他讲的是大众需求的人性善恶、人际关系，甚至想象中古人之间有趣的家长里短。这样的讲坛，不再是大学背景，也就不需要考虑大学传播所需的文化台阶。而讲坛所面对的大众，却又看到主讲人的学术与学者身份，他们为提高自己文化素养的前提，接受的又是主讲人身上的教授背景。 　　严格说，这样的传播通过了一种概念偷换。但这也不算什么，就学术而言，本身就需要普及，让学术通俗易懂总不能被指责。对大众而言，本来听的就是热闹故事、或者这故事能说出的浅显道理。你可以批评易中天的学术层次，但他说，我本来做的就是普及，我反叛的就是脱离大众的学术。你也可以感叹那些“粉丝”们如果能阅读《史记》、《三国志》，就不会再有那样盲目的崇拜，但他们说，既然易教授能把它们讲得那样生动，我们还有什么必要去读那些已经死去的难读的古书？再说，即使白话本的《史记》与《三国志》，也不会有易教授讲得那样传神。 　　如果以文化、知识普及层面做解读，真似乎所有都不成问题。从文化普及层面，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经济这等高速发展，具大学文化水平的人有多少？高中文化水平的人又有多少？像《品三国》这样的读物，销售量达到70多万册算多吗？如果以《三国演义》销售量做对比，70万会显得极其的渺小。从文化普及层面，有高阳、二月河、唐浩明式的普及，有南怀谨、蔡志忠式的普及，易中天的方式当然也无可非议。只不过普及方式与层面不同，不同人需要不同的层面。你可以喜欢或者不喜欢，但你无法排斥。因为这是一个供需越来越密切的时代，既然受众需要这样的产品，既然这样的产品经多重传媒的共谋生产出来，你就只能承认它的存在理由。 　　问题是，如果超级文化畅销书都要通过类似“百家论坛”这样的超级媒体以偷换概念的方式一本本制造出来，如果这种方式被一次次复制，其重要性再被一次次夸大；如果在大众传播中它本身就变成了虚拟的文化学术本身，类似说书式的历史传播慢慢误以为就是历史本身；如果即使文化普及的类型也越来越不能多样化，销售量成为看齐的唯一标准，那么文化基准就会不断降低，难道我们要滑向通过小人书来完成全民文化普及的水平吗？ 　　不是危言耸听，文化基准的不断下滑其实已经是我们面临的事实。 　　不妨回头来看看那些曾经的畅销书们。80年代，我们毕竟有《傅雷家书》，有“走向未来丛书”，有“外国文艺丛书”，有“新知文库”。90年代，就文化普及层面，毕竟还有高阳、二月河、唐浩明、南怀谨、余秋雨、蔡志忠。进入20世纪，再来看看真正畅销的品种：它们变成了《狼图腾》、“奶酪”，然后就是韩寒、郭敬明们。不要再说自产学术著作、点校古籍、汉译学术名著的销量，即使翻译的小说名著，文化随笔，严肃作家作品，也越来越难以达到出版社不亏损的印刷线。 　　有人认为，90年代以后的畅销书品种不能代表一个国家的文化水准，理由是因为走入市场经济，残酷的原始积累缘故，80年代相当比例的一部分读者因忙于实际的安家立业，或者读书兴趣日益分化，在多元化的多品种中稀释了，或者根本就无暇读书，于是支撑畅销书主体的才变成了青少年。但问题是，当既成的商业模式一旦成为图书操作的规则，当商业化利润成为图书出版中的重要标准，大鱼吃小鱼，满足小众文化需求，作为文化基准积累的品种就只会越来越萎缩与凋零。 　　这样的背景下，是不是应该有出版社能坚持文化至上原则？如果没有文化至上，文化基准的提高总是一句空话。 　　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制片人万卫无论如何也不愿承认那些因走上讲坛而走红的专家学者是明星，那些几乎不为人所知的学者，因为这个节目而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