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元化谈基督教家庭与清华学风.docVIP

王元化谈基督教家庭与清华学风 李　辉 　　写在前面：日前，王元化先生的亲朋好友和文化界部分人士，相聚上海图书馆，以座谈学术文化问题的方式，祝贺王先生八十华诞。 　　去年，我在筹划一系列“世纪之问”的对话题目中，请王先生谈关于“五四”的再反思，自然是必不可少的、最好的人选。在准备这次对话过程中，我从王先生的大事记中才得知，他曾出生在湖北一个基督教家庭，从小接受的也是教会学校的教育，这引起我极大兴趣。这样，我们的对话，也就从他的家庭生活背景、少年时代对清华、北大的印象开始。关于王先生早年的生活情况，过去介绍的文章并不多，因此，在上海文化界庆贺他的八十大寿之际，应《博览群书》邀请，我特将对话中的第一部分单独摘选出来予以刊发，并以此作为对他生日的祝贺。 　　1999年11月 　　李辉：我想找不同方面的人士，就我所感兴趣的、整个20世纪中国比较重要的历史、文化、思想诸方面的一些专题做一系列对话。我希望你能结合自身的思想学术发展道路，谈一谈对于“五四”的看法。在谈这个问题之前，我想是否可以先围绕你个人的经历谈一谈。 　　王元化：可以。 　　李：我首先感兴趣的是前不久才知道你的家庭背景是一个基督教家庭。你父母都是受基督教文化熏陶的。 　　王：我祖父那一代就是基督教徒，我小时候也受过洗。 　　李：但你后来成为了共产党员，与基督教还有什么联系吗？ 　　王：自然不再信教了。但基督教精神可能还会发生潜在的影响。 　　李：我在与陈思和谈中国教育问题时，我们谈到对近、现代史上的教会和教会学校的研究还不够，所以我觉得中国关于教会学校的研究应该加强，过去仅仅把这说成是帝国主义文化对中国的侵略，未免太简单化了。 　　王：这样说是不太妥当。我的外祖父桂美鹏是沙市的一名传教士，他是基督教圣公会第一位由中国人担任的会长，负责长江一带的传教会务。当时的圣公会和长沙的长老会是支持辛亥革命的，沙市的圣公会曾帮助成立日知会，这是一个带有维新色彩的团体，创办了书报展览室和分班授课的学校，这所学校就以美鹏命名。由于日知会支持孙中山，还发生过一位教士被清廷逮捕杀害的事情。黄兴参加基督教就是在沙市，这些情况我没有听父母说过，还是最近读陆淡林的《革命史谭》才知道的。 　　李：20世纪教会学校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人才，文学史上不少著名作家出自教会学校，有的甚至受过洗礼。像冰心、老舍、林语堂等。 　　你的学术功底与教会学校也有关系吧？两个姐姐都是燕京大学的，还有一个妹妹是圣约翰大学的。 　　王：我中学读的是教会学堂，读大学时已经抗战了，我参加了救亡运动，读的大学不是教会学堂，而且我也没有读完大学。 　　李：你认为你是否受到基督教的影响，具体在哪些方面？这容易回答吗？ 　　王：如果说基督教对我有什么影响，那恐怕就是《新约》中的基督教精神吧。西方19世纪，无论是俄国的、法国的、英国的、德国的…… 　　大抵都浸染了这种精神。这些作品是我喜爱的。这一点，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回忆日伪统治时期说到过：“上海成了一个恐怖世界，我的许多藏书都自行销毁了，自然更谈不到发表文章。但幽居生活却使我可以沉静地思考。我对教条主义感到了厌倦。浸透着人文精神的西方19世纪文学，几乎成为我当时的唯一读物，引发了我的浓厚兴趣。也许这是由于小时在家庭受到邻人爱的基督教义的影响，使我对这些文学作品产生一种认同感吧。”直到今天，西方19世纪文学仍是我最喜爱的读物。解放后，我没有在文章中谈过苏联的作家和作品，因为引不起我的兴趣。我谈到过的是莎士比亚、费尔丁、狄更司、白朗底姐妹、果戈理、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巴尔扎克、罗曼。罗兰等，自然还有许多我喜欢而没有在文章中涉及的作家，也大多是19世纪浸染人道主义精神的作品。 　　李：你自小和父母生活在清华大学，我看材料说在巴黎的美术家熊秉明小时候跟你在一起，他是比你大吧？ 　　王：是的，我曾谈起过这件事。后来一位友人告诉我，有人见到他问起，他说他那时太小记不得了。我那时虽然比他大两岁，但也只有七八岁。我们都住在清华园的西院，他父亲是熊庆来。不过，我在清华园经常在一起玩的童年友伴倒不是他，而是住在南园时的一些小朋友，他们是李广诚先生家的增德、华妹，马约翰先生家的启伟、佩伦，赵元任先生家的如兰、新那，梅贻琦先生家的祖彬、祖彤，虞振镛先生家的佩曹、佩兰，杨光弼先生家的大田、二田等。那时王国维的儿子也在南园，但他们比较大，没有在一起玩过。 　　李：你把书斋起名为“清园”，与清华大学有关吧？那里的环境对你是不是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王：我的童年是在清华园度过的，自然那里常会引起我的怀念。 　　清华留给我的印象是整洁有序，是潜心攻读的好地方。后来，进了城，脱离了大学校园的环境。 　　李：你与北大有什么接触吗？北大与清华一般认为在风格和传统上是有区别的，你怎样看呢？ 　　王：我和北大没有什么接触，只记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