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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漫骑士王小波 罗翼 　　这个人，离开我们已经整整九年了，开始接触王小波的作品，始于2004年末，但是直到今天才有机会写一点纪念他的文字，据说他这个人也是属于生前冷落，死后热闹的那种，这么看来，倒有点像“中国二十世纪末的卡夫卡”了，在他生前，中国大陆的高级知识分子里面，也很少有人知道王小波是何许人也，但现在，一些哗众取宠的文学青年已经公然宣称他们是所谓的“王小波门下走狗”了，不知道小波的在天之灵面对这些虔诚的“走狗”会怎样哭笑不得。 　　王小波，1952年生于北京，父母都是高级知识分子，父亲王方是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教授，文革爆发后，王小波的父母双双受到批判，1968年，他作为“知青”下放到云南一个农场插队，1972年回到北京，之后又当了六年工人。直到恢复高考后于1978年考入中国人大贸易经济系，毕业后留校任教两年，1984年入美国匹兹堡大学东方研究所学习，1986年获文学硕士学位，之后游历了欧美许多国家，1988年回国在北大及人大任教，1992年辞去教职，专事写作，1997年4月11日夜因心脏病突发，在北京寓所去世。 　　从他的简历可以看出，王小波是个经历和学历都很复杂的人，从经历来说，他属于那个时代所谓的“老三届”，和那个时代过来的人也差不多，但学历却有点奇怪，经历了了一个“弃商从文”的过程。他是当代作家里面智商很高的一个，学起那些高深的数学，逻辑学来毫不费劲，他对数学，物理，工程机械这些东西特别感兴趣，以致在他的小说里，总有一些数学，逻辑学的东西混杂在里头。在《万寿寺》里，作者的想象不停在唐代和现实之间来回穿梭，主人公薛嵩其实就是作者独特个性的化身，他俨然是一个“工程师”，会制造各种稀奇古怪的机器，并带领他的“亲兵”和那些“苗蛮”英勇地作战。 　　王小波的文学启蒙也是比较晚的，也许在他大学毕业以前，他都没想到要去当一个作家，他1982年从中国人大毕业，这时他已经30岁了，留校任教的两年，他才开始创作，之后虽然去美国拿了个文学硕士学位，但回国到大学任教，他教的并不是文学，而是社会学和会计学，或许他在这方面的研究比对文学的研究还深一些，因为做学问和写作实在是两回事。当时他的小说已经在北大和人大以手抄本的形式流传，他的学生绝不会料到他们这位思维缜密，风流潇洒的王老师还是个“文坛外高手”。 　　他的第一部小说是《黄金时代》，取材于他60年代在云南的知青生活。从一开始，他的语言风格就已经定型了，玩世不恭的戏谑，故作深沉的调侃，绵里藏针的反讽，开门见山的直率，把那种饱经沧桑者的老辣，机智烘托得淋漓尽致。“我”和陈清扬都是来这里插队的知青，陈清扬毕业于北医大，是生产队的医生，她已经二十六岁了，丈夫在坐牢，但是她被怀疑“偷了汉”，于是她到“我”这里来，要求“我”证明她没有“偷汉”，“我”无奈之下提出两点需要证明的论点：1.陈清扬是处女。2.我是天阉，天生没有性交能力。但要证明这两点中的任何一点都是不可能的，于是“我”干脆“将错就错”，向她提出性要求，“建议举行一次性交”，最后，陈清扬答应了“我”的请求。在一个月光如水的夜晚，缺乏性经验的“我”毛手毛脚地爬上了陈清扬光溜溜的胴体，之后就一发不可收拾，我们经常去山上的小茅屋里“野合”，我们鬼鬼祟祟的举动被队长发现了，于是我们干脆逃到山上十几天不下来，疯狂地做爱。 　　福柯在《性史》里说过：“性长期以来始终徘徊在阴影之中和隐匿于各种虚伪之下，我们根本没有解放性欲，虽然我们一丝不差地把它推到了极限”，当性欲受到权力的压制，它就会变本加厉地反抗这种压制，陈清扬本是清白的，但无耻小人把流言强加于她，“谎言重复一万遍就成了真理”，话语的暴力比现实的暴力更加可怕。“倘若性被压抑，并注定受到禁止，化为非存在和陷入沉寂的话，那么仅仅谈论性也得算作一种蓄意犯法，于是，向权力开火代表了一种未来的自由”。后来，队长要求“我”和陈清扬写交代材料，“我”于是把“我”和陈清扬第四十次在山上的茅草房里做爱的情景描述出来。自由主义思想者用性辛辣地嘲讽了可笑的权力，性确实是监督权力中的一根软肋，“我”和陈清扬并没有受到所谓的“惩罚”。 　　在《万寿寺》中有一句很经典的话，“当年老佛爷和皇上做爱肯定没有一颗平常心”他无情地嘲弄了中国人尤其是封建统治者对性的虚伪态度，皇帝身边的女人数不胜数，他随时可以“临幸”，但皇帝和每一个女人交合都蒙上了一层政治色彩，它的每一次都蕴含着一种“伟大”的可能，太子——下一个皇帝的诞生。 　　婚姻在社会里具有自动平衡的功能，因此他几近法律制度，而是赋予“生育权”以重要性，另一方面，性欲的功能不仅仅是生育，它也是维持夫妻感情的纽带，是维持家庭关系稳定的重要因素。但是，在中世纪的欧洲，宋代以后和文革时的中国，性欲的这一功能被压制了，被摒弃了，封建神学和程朱理学宣扬“万恶淫为首”，使人们不敢公开谈论性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