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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江健三郎谈日本的爱国心 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 　　应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邀请，该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名誉研究员、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大江健三郎将于9月8日至15日间对中国进行友好访问。外文所研究员许金龙受《环球时报》委托，不久前在日本大江先生宅邸对其进行了专访。 　　记者：很多人都知道，您儿时就从母亲那里接受了鲁迅等中国作家的影响。同时，我注意到您在1955年写的那首《杀狗之歌》里，引用了《呐喊》中《白光》的一句话：发出“含着大希望的恐怖的悲声”。您最初阅读鲁迅作品是在什么时候？ 　　大江：现在回想起来，应该是在很小的时候开始阅读的。《孔乙己》中有一段文字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就是“我从12岁起，便在镇口的咸亨酒店里当伙计”。记得读到这段文字时我就在想，“啊，我们村子里成立了新制中学，真是太好了！否则，刚满12岁的自己就去不了学校，而要去某一处的酒店当小伙计了”。这一年是1947年，看的那本书是由佐藤春夫、增田涉翻译的《鲁迅选集》。当时读得并不是很懂，就这么半读半猜地读了下来。是的，我是从12岁开始阅读鲁迅作品的。 　　关于这本书的来历还有一个故事。我出生那年，也就是1935年，一位喜欢中国文学的朋友送了母亲一本书，就是刚开始被介绍到日本来的鲁迅的作品。母亲好像尤其喜欢其中的《故乡》。两年后，也就是1937年，7月发生了卢沟桥事件，12月发生了南京大屠杀事件。于是，即便我们那个小村子，好像也不再能谈论中国文学的话题了。母亲就把那册《鲁迅选集》藏在了箱子里。直到战争结束后，我作为第一届根据民主主义原则建立的新制中学的学生入学时，母亲才从箱子里取出来送给我。 　　记者：您当时阅读了哪些作品？还记得阅读那些作品时的感受吗？ 　　大江：有《孔乙己》、《药》、《狂人日记》、《一件小事》、《头发的故事》、《故乡》、《阿Q正传》、《白光》、《鸭的戏剧》和《社戏》等作品。其中，《孔乙己》中那个知识分子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因为我认为咸亨酒店那个小伙计和我的个性有很多相似之处。孔乙己这个名字也是我最初记住的中国人名字之一。《社戏》中的风俗和那几个少年也很让我着迷。当然，《白光》中的那个老读书人的命运也让我难以淡忘…… 　　要说印象最深刻的作品，应该是《药》。在那之前，我叔叔曾在中国的东北做过小生意。有一次他来到我们家，为我们做了中国样式的馒头，饭后还剩下几个馒头就放在厨房里。听说我正在阅读鲁迅先生的《药》后，他就吓唬我说，作品里那个沾了血的馒头和厨房里那几个馒头一模一样。听了这话后，我的心猛然抽紧了，感到阵阵绞痛。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受到这种内心的绞痛。 　　记者：我想起了您于去年10月出版的《别了，我的书！》。在这部作品封面的红色书腰上，我注意到您用白色字体醒目标示出的“始自于绝望的希望”这几个大字。这是您对鲁迅的“绝望之于虚妄，正与希望相同”在当下所做的最新解读吗？ 　　大江：是的，这句话确实源自于鲁迅先生的“绝望之于虚妄，正与希望相同”，不过，在解读的同时，我融进了自己的一些看法。我非常喜欢《故乡》结尾处的那句话――“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我的希望，就是未来，就是新人，也就是孩子们。这次访问中国，我将在北京大学附属中学发表演讲，还要和孩子们一起座谈。此前我曾在世界各地做过无数演讲，可在北京面对孩子们将要做的这场演讲，会是这无数演讲中最重要的一场。 　　记者：在您50年的创作生涯中，您一直在读鲁迅的书吗？ 　　大江：我对鲁迅的阅读从不曾间断，这种阅读确实贯穿了我的创作生涯。不过，儿时阅读的那个版本因各种原因早已不在了，现在读的是筑摩书房的《鲁迅文集》，是竹内好翻译的。 　　记者：您于1979年发表了长篇小说《同时代的游戏》，这部作品构建了一个通过现世的革命和建设建成的乌托邦。您在构建这个乌托邦的过程中，不时以中国革命和建设为参照系。当然，您在自己的文学世界里建立根据地的尝试，《同时代的游戏》显然不是第一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我想知道的是，您的这种构建是否是以毛泽东最初创建的根据地为原型的？ 　　大江：正如你所指出的那样，我在文学作品中构建的根据地确实源自于毛泽东的根据地。而且，我也确实在毛泽东的著作中接触过根据地，记得是在《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的前半部分。 　　记者：是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那篇文章里？ 　　大江：是的，应该是在这篇文章里。围绕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毛泽东在文章里做了很好的阐述。不过，我最早知道根据地还是在十来岁的时候。战败后，一些日本兵分别被吸收到国民党军队和共产党的八路军里。参加了八路军的日本人就暗自庆幸，觉得能够在中国的内战中存活下来，而参加国民党军队的日本人却很沮丧，担心难以活着回日本。他们之所以这么想，是因为在侵华战争中，他们分别与八路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