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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共治必要性与可行性分析 　　摘要：治理理论的兴起，以及中国社会实践的发展，使得创新社会管理，实现公共治理领域的合作共治的理念，逐渐深入到中国政府治理社会过程之中。然而面对中国的实际国情，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的必要性有多强，合作共治本身是否可行，这些问题都困扰着合作共治的发展。据此，本文重新界定合作共治的领域边界与参与共治的社会组织的基本内涵与特征，并在此基础上充分分析了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共治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希望对合作共治公共治理新模式的推行有所裨益。 　　关键词：社会组织；政府治理；社会治理；合作共治 　　中图分类号：D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0475（2015）08-0050-02 　　十八大以来，创新社会管理的理念不断深化，寻求公共治理领域的多元共治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共同认知。然而在过去相当长的时期，中国的公共治理权力和资源几乎全部由政府垄断，公共物品的提供也基本有政府单一主体完成，其他主体总体上处于边缘地位，缺乏参与公共治理的能力和条件。多元共治理念的提出和实现，实际上需要一个足够有能力承担相关责任的主体出现，由它与政府共同承担公共治理任务，并实现以最低成本实现最大公益的共治目标，于是本身具备公益性和非盈利性的社会组织，就被自然选入了共治主体行列，即要求在公共治理领域实现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合作共治。然而中国的社会组织普遍发展贫弱是不争的事实，那么要求实现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合作共治是否具备高度必要性和可行性就是当前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 　　一、合作共治与参与共治的社会组织 　　（一）合作共治的领域边界 　　合作共治作为一个相对较新的概念，学界对其还没有统一规范。曹娇星认为，“合作共治”的政社关系，是“以政府为主导，通过与社会组织的有效合作，进而实现民主、法治和高效的服务”。王名和胡英姿则根据国务院“十二五”规划将合作共治概况为“政府与社会组织多方参与，相互联系协调、协调与合作，共同治理”。周耀虹则从治理理论出发，认为合作共治是政府与社会组织通过合作、协商和伙伴关系，确定共同目标，实现对公共事务的共同管理。本文综合上述观点，认为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合作共治，是指政府与社会组织通过协调与合作，带动多方参与，在公共物品供给和公共服务提供两个公共领域进行共同管理；其重点在于政府作为公共服务的传统强势一方，要帮助和促进社会组织发展，逐渐培养社会自治力量，最终实现政府的归政府，市场的归市场，社会的归社会。 　　（二）参与共治的社会组织 　　社会组织一般是指区别于政府、企业的第三类组织，是独立于政府组织和企业组织的之外的第三部门，具有非营利性、非政府性、独立性、志愿性、公益性等基本特征。对于实现合作共治而言，我们可将其概括为，社会组织是指依靠社会资本、由个人、非政府群体或非政府组织创办、带有志愿公益性、致力于社会经济发展和维护特定或人类整体的公益事业的组织团体。其有两个比较明显特征：第一，组织建立和运行的目标是维护整体或局部的公共利益；第二，在不依靠政府行政力量的前提下，组织自身运行和发展仍能正常进行。 　　二、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共治的必要性 　　公共治理的主体，按照领域可以分为政府部分、市场部分和社会部分，其主要代表即政府组织、市场企业和社会组织，而由于公益性和非盈利性的限制，市场调节在公共治理领域的作用有限，因而在实践中，实际的治理主体往往落在政府与社会两个领域。对于中国而言，长期以来公共治理的权力和责任都集中于政府组织单一主体之上，社会组织难以有效参与其中。而治理理论的提出和实践的发展，要求中国政府必须缩减自身在公共物品提供和公共治理领域的权力边界，在公共治理领域建立政府和社会组织的合作伙伴关系，这就从理论和实践上赋予了政府和社会组织合作共治必要性。 　　（一）政府“单一治理”难以满足多元化的公共治理需求 　　由于市场调节的固有缺陷，以及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成熟，“搭便车”和不合作等市场失灵行为在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生产与消费环节频出，致使通过市场机制自行解决公共问题的理想很难实现，因此长期以来，中国的公共治理权力和资源几乎全部由政府垄断，公共物品的提供也基本有政府单一主体完成。这种单一治理的模式集中度高，因而可以有效保障公共治理的核心理念――公共利益最大化的有效实现，有助于保障公共物品供给和公共服务提供的速度和公平性。然而进入21世纪，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市场化改革的深入，社会利益需求多元化和复杂化程度进一步提高，一方面使得社会资源和财富大量的向社会层面聚集，政府已经不再能维持其公共治理资源的垄断者的角色；另一方面，公众对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需求在数量上、种类上和质量上急剧扩张，对公共治理的要求不断提高，要求政府公共治理职能快速扩张。职能扩张和资源垄断能力缩减的共同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