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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陕西商帮对中国市场经济萌芽推动及历史启示 　　摘要：中国封建社会末期，市场经济因素开始萌芽。陕西商帮产生并活跃在明清时代，是推动明清江南川贵丝织业、苏松嘉杭棉纺织业，秦巴山区冶铁、木厢、造纸以及关中焙茶、制革、水烟和特种手工行业，四川井盐业市场经济因素萌芽产生的重要力量。文章就陕西商帮对中国市场经济因素萌芽产生的贡献及历史性启示做了系统梳理和论述。 　　关键词：明清时期；陕西商帮；市场经济；萌芽；历史启示 　　中图分类号：F129=48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7408（2016）04-0110-03 　　基金项目：陕西教育规划科学“十二五”规划课题“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新模式实践研究”（SGH13131）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郭松（1982-），男，山东平度人，西北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专业博士研究生，西安工程大学思政部讲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经济史研究；李刚（1953-），男，陕西蓝田人，西北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经济史和西北市场史研究。陕西商帮产生和活跃的明清时代，正是中国封建社会末期，商品经济发展所导致的市场经济因素萌芽产生和缓慢发展的历史时期，这使陕西商帮不可避免地会触摸到市场经济的律动。他们产生并活跃在大江南北，是推动江南川贵丝织业市场经济因素萌芽产生的重要力量之一，也是推动明清苏松嘉杭棉纺织业市场经济因素萌芽产生最基本的力量，与此同时，促成了秦巴山区冶铁、木厢、造纸以及关中焙茶、制革、水烟、和特种手工行业的市场经济因素萌芽，推动了四川井盐业市场经济因素萌芽的产生。 　　一、陕西商帮对明清之际中国市场经济萌芽产生的贡献 　　马克思指出：“商人资本的存在和发展到一定的水平，本身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历史前提。”[1]365在明清之际，市场经济因素萌芽主要产生在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江南沿海地区和封建统治比较薄弱的中部山区。而在这些地区产生资本主义萌业的二十多个行业中，“它们的产品，差不多都有长距离运销”，[2]其中有不少与陕西商人的活动有关。 　　第一，陕西商帮是推动江南川贵丝织业市场经济因素萌芽产生的重要力量之一。江浙丝织业是中国较早产生市场经济因素萌芽的行业。广大西北地区是江南丝绸的主要市场之一，“陕西为自古蚕桑之地，今日久废弛，绸帛资于江浙。”[3]因此，明清以来杭州之丝绸“织纤工巧，转而之燕、之齐、之秦晋……衣被几遍天下”；[4]南京绸缎“北趋京师……逾大河，上秦雍甘凉”。[5]陕西商人成为经营江南丝绸的一只重要力量。明人张瀚说，去杭州贩买丝绸的“秦晋燕周之大贾，不远数千里而求罗绮纷布者，必走浙之东也”。[6]当时经营丝绸的陕西商人统称为“标商”。“四方商客来买绸缕纱绢者，西标为最。”[7]这些购丝的标商一般生意都做得很大“资银来者动以千万计，供应奢华，同行争胜”，[8]从而使江南丝织的兴衰与“商客之盛衰”形成休戚与共的关系，“盖机户仰食于绸行，绸行仰食于商客”，[9]其对江南丝织业发展的驱动作用，可从下述利益流向得到证明，“丝市之利胥仰给贾客腰缠，乃大驭小侩递润其腹，而后得抵乡民之手。”[10]因此完全可以说陕西商人是推动江南丝织业市场经济因素萌芽发展的重要力量之一。特别是到清代，陕西商人转向川盐贩运，他们运川盐入黔，往往以收运川贵蚕丝茧绸为回头货，使陕商在川贵丝市也很有势力。如四川与遵义接壤之扶观坝“每岁二三月山陕之客云集，马驼车载，本银约百余万之多。临期开手换钱，虽渝银为之压价，乡中子弟，有领其银各处换钱者，有领而代收丝者，都有首事管理，有行规，攘往熙来，极为热闹。”[11]在遵义，由于丝绸成本低，“北方陕西、山西和南方福建、两广的商人，当春秋两季蚕茧成熟后，来贵州购蚕丝，捆载而去……每年交易可达七、八万两银子，使遵义成为贵州最富饶的地区。”[12] 　　第二，陕西商帮是推动明清苏松嘉杭棉纺织业市场经济因素萌芽产生的最基本力量。在明代，苏松嘉杭标布的主要市场在西北，每年大量陕西“标客”携银数万乃至十数万两到江南购布，一个标客一次就购布千万匹，使江南土布商品量3千万匹的百分之九十被西商捆载而去，各地布行争布商如对垒，尊布商为王侯，极大地推动了江南土布业商品经济的发展，并使江南土布业的市场经济因素萌芽在明代有十分突出的地位。后来，陕西布商为了摆脱牙行、脚行从中盘剥，自己设庄收布、踹布和整染，有的包机定织，有的雇募踹匠岈光正布，有的将土布包给染坊由其包买，这都进一步增强了江南土布业市场经济因素萌芽的动力。明甲申后，陕西布商不逾江南，使繁盛了数百载的江南土布业就很快萧条下去。进入清代后，陕西商人转向贩运楚豫土布，促使楚豫土布业的商品经济蓬勃发展，并产生了相应的市场经济因素萌芽。在汉阳，陕商收布盈千累万，汉阳以此为生；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