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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当代中国社会文化风险问题 　　【摘#8195;要】#8195;本文阐释了中国式文化风险的内在逻辑，分析了利益至上原则所引发的物质文化风险和社会信仰缺失所引发的精神文化风险。认为，社会信仰的缺失所引发的精神文化风险其表现是多方面的，总体而言包含以下两个方面：其一，社会道德旁落。其二，社会文化的肤浅化与低级化。当代中国所面临的最严重的危机就是人心的危机，而人心的危机最显著的体现就是文化危机，因此，如何化解文化危机所引发的风险问题对当代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而言具有深远的意义。 　　【关键词】#8195;当代中国社会；文化风险；物质文化风险；精神文化风险 　　一、中国式文化风险的内在逻辑界定 　　就一般意义而言，人们对社会的认识总是习惯性的划分为三个方面，政治、经济和文化。文化是社会的重要组成要素，正如有些学者所说，文化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人类社会与动物群体的重大差异就在于人类有着丰厚的文化。在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中，文化传承担负着重要的社会教化与社会整合的功能。 　　就文化的具体内涵与外延而言，这是一个多维度的复杂性概念，不同的社会以及不同的历史阶段，人们对文化的认识迥然不同。英国著名的文化人类学家泰勒在1871年出版的《原始文化》一书中指出：“文化是一个复杂的整体，它包括知识、信仰、艺术、伦理道德、法律、风俗和作为一个社会成员所学习而获得的任何其他能力和习惯。”后来美国文化人类学家克罗伯在总结了各种不同的文化定义后对文化的内在规定性进行了更加精辟的阐释，在他看来，文化存在于各种内隐的和外显的模式之中，借助符号的运用得以学习与传播，并构成了人类群体的特殊成就，这些成就包括他们制造物品的各种具体式样，而文化的基本要素则是传统的思想观念和价值观[1]。 　　通过对文化概念的考察，我们不难发现在人类的社会生活中文化有着广泛的存在性以及多样的具体形态，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这些文化形态的存在与经济、政治有着深刻的内在关联性。由此逻辑出发，我们不难推论出，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当经济、政治面临风险的前后夹击之时，作为上层建筑的文化也难以逃脱风险的侵蚀。回顾当今中国社会的发展历程，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当我们大踏步的进入现代化发展的鼎盛时期，在取得了一系列的辉煌成果的同时，社会的发展之痛也日益显现。其中文化之殇更是触目惊心。 　　就文化风险的内在规定性而言，它与文化的内在规定性有着逻辑上的一致性，也就是说，正是以文化的内在规定性为逻辑原点来界定文化风险的内涵。正如前文对文化的界定类似，文化风险也是一个多维度的复杂性概念。具体而言，文化风险既包括物质文化保护不善甚至损毁的风险，还包括精神文化难于传承甚至后继无人的危险，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本土的传统文化在外来文化的冲击下文化系统的持续异化也使得当代中国文化面临着巨大的风险陷阱。除此之外，当代中国社会的信仰虚无化问题以及在资本逻辑的无形侵蚀下社会价值观的变异问题也是造成文化风险的重要因素。对此，正如有些学者所言：“当下中国正遭遇着文化焦虑和社会治理危机的双重困扰，全球化虽然给中国带来了一个开放的、不可逆转的市场经济体制，但是单纯的经济诉求却无法为一个十几亿人口的民族共同体提供意义，提供一种形而上学维度的精神慰藉，以及提供一种持续奋斗的精神价值。”[2] 　　恰如上述所言，据其内在逻辑可以推出当代中国社会的文化风险主要包括物质文化风险、精神文化风险、中外文化理念的博弈所引发的风险以及由于信仰的虚无化和社会价值观的变异等所引发的一系列文化风险。 　　二、利益至上原则所引发的物质文化风险 　　中国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有着悠久的历史，在几千年的历史建构中创造了灿烂的物质文明，享誉世界的万里长城、气势磅礴的故宫博物院、以及绝胜天下秦始皇兵马俑都是我国物质文化的杰出代表。当然，就物质文化所包含的范畴而言，除了这些人造物质文化之外，还要包括那些浑然天成的自然物质文化，绵延万里的黄河，驰名海外的泰山以及美轮美奂的青海湖都是自然物质文化的典型代表。无论是社会历史物质文化还是自然物质文化，从风险性的范式来看，都面临着风险性问题。就社会历史物质文化而言，其所面临的风险性问题是多方面的，近些年来，对社会历史物质文化的损毁与破坏的事件几乎屡见不鲜。以北京为例，在城市化进程突飞猛进的当下，一座座现代化的高楼大厦拔地而起，但是，颇具北京文化风格的四合院却在一片机器的轰鸣声中越拆越少。与此同时，很多具有历史文化纪念意义的名人故居也在与当下市场利益的博弈中被送上了“断头台”。大兴土木拆掉北京胡同，大批历史名人故居的推倒改建，让这个悠久的历史文化名城逐渐丧失了文化记忆，慢慢沦为一个缺乏历史底蕴的暴发户。西安号称十三朝古都，在世界文化史上，西安以其浓重的历史凝重感占据着重要位置。但是，这种对其文化身份的确立与定位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