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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文人五言诗产生原因 　　我国古代诗歌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先秦时期的《诗经》和《楚辞》是我国诗歌发展的源头。《诗经》是四言诗，但其中已有五言诗的萌芽，出现了半章或全章五言形式的诗篇。《楚辞》打破了《诗经》四言形式的限制。创造了三、四言到七言的参差不齐的形式。春秋末期出现了成篇的五言歌谣，汉代将五言歌谣大量采入乐府。到东汉时开始有文人创作的五言诗。 　　关于五言诗的产生时间，自古以来，众说纷坛，莫衷一是。钟嵘在《诗品序》中说：“昔《南风》之词，《卿云》之颂，厥义多矣，夏歌曰‘郁陶乎予心’。楚谣曰‘名余曰正则’。虽诗未全，然无言之滥觞也。逮汉李陵，始著无言之目矣。”意思说《诗经》、《楚辞》是五言诗之源头。这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李陵诗所存目现已少见。但见，也是后人的伪作。钟嵘的时代可能有其遗诗。 　　近人逯钦立先生认为：“近世之论无言者，率举一时之谣，一人之作，以定此体裁之肇始。夫新体之起，非一人所创，亦非一短时间所能成。”据此标准，他认为五言诗体发生于汉武帝时。他说：“然则五言诗发生及成立，究各断为何时乎？钦立窃谓自西汉武帝至东汉章帝之时应定为此一体裁之发生期。自东汉章帝自献帝建安以前应定为此一体裁之成立期。”历来论五言诗体发生问题者，当以逯先生此说最为断绝，也比较切近事实。 　　明胡应麟说：“四言不能不变而五言，古风不能不变而近体，势也，亦时也。”王国维先生在他的《人间词话》中也说：“四言敝而有《楚辞》，《楚辞》敝而有五言，五言敝而有七言，古诗敝而有律绝，律绝敝而有词，盖文体通行既久，染指遂多，自成习套，豪杰之士，亦难于中自出新意，故循而作他体。以自解顺，一切文体，所以始盛终哀者，皆由于次。”这种看法更符合文学发展的实际。他们把五言诗的产生都归于“势”和“时”，显得比较笼统，让人不易理解。那么，我不揣浅陋，从音乐环境和政治思想环境两方面来作一浅析，以求方家之指正。 　　 　　一、文人五言诗产生的音乐环境 　　 　　诗与乐的关系，其可谓是渊源流长。《尚书?q尤典》曰：“诗言志，歌咏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多论，神人以和。”这充分说明我国古代文学中诗乐艺术的联系是甚为紧密的，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纲常接纽，雅乐开始衰落。人们常以魏文侯听雅乐则欲寐，听郑声则不知倦的故事来说明这一现象。但雅乐的真正堕失则在秦汉之际。班固在《汉书?礼乐志》中说：“汉兴，乐家有制氏，以雅乐声律，世也在大乐宫，但能记下其铿锵鼓舞，而不能言其义。”所以汉初乐师自我作古，制定庙堂音乐，但大多甚为简陋，不尽如人意，不能满足帝王的娱乐需求。从而自从汉武帝始，大量搜集民间音乐和西域音乐以充集宫廷和庙堂。于是就有“新声”之说。所谓“内有掖廷才人，外有上林乐府，皆以郑声施于朝廷”。指的就是这种情况。至汉成帝时，“郑声尤甚”，这种情况导致了“性不好乐”的哀帝下诏裁减乐府。一直到东汉的民间音乐，说是民间音乐，实际上主要是那些公侯贵族、豪宫吏民之家的流行音乐。这在东汉时期十分发达，引起文人们的注意，并且有时他们自己也从事其中。正是流行于社会上层的新音乐及其歌词，和贵族养士之风的兴盛，使得士人交游活动的愈趋频繁。这种社会生活现象的发生和蔓延，无不为新音乐在上层社会的流行并成为士人们重要的文化生活内容提供了良好的条件。文人们常常参加歌舞宴席，这在傅毅的《舞赋》淋漓尽致地描写了歌舞之筵。其中写到文人参加舞席的盛况，以及他们跃跃欲施展自己的文艺之才。有“文人不能怀其藻兮”之语，可见一般。又如张衡《七辩》也记载这种生活场景：“安存子曰：淮南清歌，燕余材舞，列乎前堂，递奏代叙。结郑卫之遗风，扬流哇而咏激……美人妖服，变曲为清。改赋新词，转歌流声，此音乐之丽也。子去归而听诸。”“变曲”、“清歌”自是乐师和歌伎所能为。但“改赋新词”却成了参与音乐会的文人们的工作。由这些材料，可以看到东汉文人对新声俗乐的欣赏和赞美程度。而当时的京师洛阳，正是“新声”俗乐的中心。 　　我想，东汉文人五言诗，就是在这样的音乐环境中产生的。它源于乐府民歌，但却不是直接模仿下层民间的歌谣，而是通过流行于社会上层民间的新声俗乐这一中间环节而产生。因此也决定了早期五言诗抒情，柔丽的风格特点。张衡的五言诗，就是基于这样的音乐环境产生的，如他的《同声歌》：“邂逅承际会，得充君后房。情好新安接，恐栗若探汤。不才知自竭，贱妾职所当。绸缪主中原，秦礼助蒸尝，思为苑旎席，在下蔽匡床……素女为我师，仪态盈万方。众夫所希见，天老教轩皇，乐莫斯夜乐，没齿焉可忘。”《乐府解题》曰：“《同声歌》张衡所作也。言妇人自谓幸得春闺房，愿勉供妇职，不离君子，思为莞簟，在下敝匡床衾稠，在上以护霜露，缱绻枕席没齿不忘焉。以喻臣子之事君也。”从此可以看出，《同声歌》最有可能代表当时出于新声俗乐的文人五言诗的风格。关于东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