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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初国会对孔教争论及其思考 　　摘要：民初国会对孔教的争论，是中西文化冲突在政治层面上的反映。主张孔教者希望将孔教载入宪法，体现在立国精神中，将民族文化精神与宪政结合起来，忽视了与共和政体对立的因素，在客观上阻碍了宪政的顺利进行；而反对孔教者，则看到了传统与宪政间的对立，加剧了民族文化认同危机，二者均存不足。 　　关键词：伦理政治；孔教；宪政 　　中图分类号：K25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559-8095(2006)02-0044-06 　　 　　民初国会制宪是中国政治现代化的艰难尝试，自1913年国会成立，至1917年8月，其间虽遭破坏、解散，但始终为制定一部纳“政府人民于法律范围以内”的宪法而努力。既存研究多关注国会在政治与外交方面上的讨论，少有从思想文化层面探讨国会者，对《天坛宪法草案》130条中“辩论最多、冲突最烈”之“孔教问题”，学术界则少有探讨。本文试论民族文化精神与宪法、政体之间关系，以探讨孔教载入宪法成为国会争论焦点的缘由。 　　 　　一 　　 　　1913年4月国会成立，至11月解散；1916年8月恢复国会，至1917年5月，历时仅一年余，孔教案却多次变迁。以下略述1913年、1916－1917年两阶段国会对孔教案的争论、表决情况。 　　 　　（一）1913年4－11月 　　1913年7月初，宪法起草委员会成立，着手制订宪法，8月15日，孔教会上书国会，请求在宪法上定孔教为国教，孔教案随之成为立宪中争论之焦点。孔教案虽“非起草会之原意”，[1][2]然而当陈铭鉴将其提交宪法起草委员会一读会时，[3]（1913，10，6）[4]响应者不乏其人，汪荣宝、向乃祺支持原案，朱兆莘、黄赞元提出支持孔教的修正案，何雯等则坚决反对，最后议案付表决而被否决。孔教案的序幕就此拉开。 　　9月23日，赵炳麟提议孔教案当属宪法大纲外经表决应列入之议题，[3]（1913，10，3）经表决提议被列入与省制、蒙藏地方治理权特别规定并列的三个重要议题之一。[1]27日会议，讨论焦点在孔教是否宗教“及拜神自由是否与国教抵触二层”。[3]（1913，9，29）提案人陈铭鉴说“孔教为文明进步之国教”，[5]非迷信宗教。何雯则反驳说中国非宗教国，孔子非宗教家，定国教与信教自由抵触，且易使蒙藏怀二心。徐镜心等附议何氏意见，而汪荣宝等则持异议，汪氏说六经乃中国伦理道德之基，“蒙藏之向背”，与国教无关。辩论至中午“仍有多数报号发言”，辩论未果。 　　10月13日，朱兆莘、汪荣宝等人再次动议定国教，朱氏认为“宗教进化”由神道教入人道教，孔教属人道教，汪氏谓历史证明“信仰孔教”，已成“国民性”，当为国教。对此，伍朝枢从法理的角度驳斥，“谓法律之规定，必有效果，孔教以忠恕为本，苟有民不行忠恕之道者，是否违法？若认为违法，则不胜其权；若不予以违法之制裁，则法律归于无效。”最后因少数赞成国教，争论遂暂停息。[5]（P12-15） 　　28日孔教案三读会，汪荣宝率先提议在第3章第19条后加上“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大本”，[3]（1913，11，2）继后，蓝公武、陈铭鉴等分别提出在第19条后增加“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不抵触共和国体者为大本”等，提案悉被否决。 　　此后，汪荣宝动议增加“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伦理大本”，引起激烈争论。最后，黄云鹏提出“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大本”的修正案，经“表决数次……卒以互相疏通让步”通过此案。尔后，因赣宁之役，袁世凯取消国民党议员资格，致国会开会不足法定人数，而于1913年11月4日被迫解散，国教案亦随之被搁置。 　　 　　（二）1916年8月－1917年5月 　　1916年8月，国会恢复，9月5日，重开宪法会议。20日，康有为致电政府，要求“以孔子之教，编入宪法”[6]（P955-957），继后，孔教会陈焕章等人又上书国会请定国教[7]（1917年增刊），再燃《天坛宪草》中有关孔教案之热点。 　　9月11日会议，朱兆莘解释宪法第19条第2项，在此前的8月27日，张鲁泉曾动议删除第19条第2项，[3]（1916，9，4）而朱之解释更使争端重起，朱谓孔教乃国粹，为“五族同化文化进步”之基础，且“最合共和原理”，尽管此项与第11项“似有抵触”，但孔道之影响，当“定孔道修身科于宪法”，此论引起与会者“纷纷发言”，反孔教者称孔教会之请愿及袁世凯之主张使该条通过，谓朱之言仅代表个人思想，汤漪指出第19条第2项之实质即孔子之道是否宗教及与当今适合与否，不属宪法讨论之列[1]，仅“一句话”而已，“秩序遂大乱”，尊孔议员谴责汤氏不尊重宪法。[3]（1916，9，11）是会以无果终。 　　25日，因第19条第2项实“争点，一或不慎且足激起外界风潮”，故有议员提议“暂不讨论”，但另有议员认为该项应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