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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乡村教育运动及其对农村教育改革启示 　　概括了民国乡村教育运动的乡村生活教育模式、乡村平民教育模式、乡农学校教育模式。分析了民国乡村教育运动的历史局限性和历史贡献，认为“乡村教育运动”对当前农村教育改革有着重要的启示，要求我们在发展农村教育时，强调教育服务于新农村建设，注重立足农村，树立系统观和全局观，坚持开拓创新、理性借鉴国际经验，并强化对农村教育发展的财政支持。 　　乡村教育运动 农村教育改革 新农村建设 　　先进的农业科学技术和高素质的农民，是推动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而农村教育则是提高农业科技水平、提升农民素质的根本途径。民国时期“乡村教育运动”先驱在研究、践行“乡村教育运动”时所形成的理论和方法，对我们当前的农村教育改革探索，有着重要的参考和借鉴意义。 　　一、民国“乡村教育运动”发展模式分析 　　自鸦片战争以来，以陶行知、晏阳初、梁漱溟等为代表的爱国教育者，从城市奔向农村，怀着振兴农村、改造社会的良好愿望，探索出多种适合中国“国情”和“乡情”的乡村教育模式。 　　1.乡村生活教育模式 　　民国时期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陶行知在深入研究、改造美国教育学家杜威“教育即生活”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生活即教育”的观点，认为乡村学校是提升农民素质的重要基地，是实现“科技兴农”的有效途径[1]。乡村学校不应该是单纯的教育机构，更应该是农村文化、农业科技的传播阵地。陶行知认为，乡村教育应该涵盖“整个乡村生活”，并以培养学生的“生活力”为主要目标。陶行知提出“要从乡村实际生活中产生活的中心学校，从活的中心学校产生活的乡村师范，从活的乡村师范产生活的教师，从活的教师产生活的学生、活的国民”，从而达到改造社会之目的。为了践行“乡村生活教育”模式，陶行知先后创办了“晓庄试验乡村师范学校”和“工学团”，力求培养出具有“农夫身手、科学头脑、改造社会精神”的农村技术人才。 　　2.乡村平民教育模式 　　近代中国农村问题，根源于中国人本身的“愚、穷、弱、私”[2]。能否从根本上解决这四大问题，决定了中国乡村建设事业的成败。晏阳初认为，惟有推行“文艺、生计、卫生、公民”教育，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人的“愚、穷、弱、私”问题。认为：“文艺教育”可以培养农民的知识力，解决“愚”的问题；“生计教育”可以训练农民的劳动技能，解决“穷”的问题；“卫生教育”可以培养农民强健的力量，解决“弱”的问题；“公民教育”，可以培养农民的团结力，解决“私”的问题。晏阳初认为，“四大教育”是相辅相成的。晏阳初从平民教育角度出发，提出了“家庭”、“学校”、“社会”三种教育方式。为了践行“乡村平民教育”，晏阳初先后创办了多所“平民学校”，并以平民学校毕业生为基本力量，组织成立了“社会式教育委员会”（后改名为“社会式教育部”）；针对年幼者和年老者，组织成立了“家庭会”，以践行“家庭式教育”[3]。 　　3.乡农学校教育模式 　　梁漱溟认为，近代中国一切社会问题的根源，是严重的文化失调。而解决“文化失调”的唯一办法，是在坚持中国传统文化“老根”的基础上，吸收、借鉴西方近代文化的长处，创造出一种“新文化”，实现中国文化的创新、发展。梁漱溟深知，作为一个农业大国，中国文化的“根”在乡村，要想创新中国文化，必须开展乡村教育。为此，梁漱溟创办了“以教统政”、“政教合一”的教育组织机构——乡农学校，希望籍此担负起教育农民、倡导社会改良的责任。“乡农学校”实现了学校与社会的结合，实现了学校教育与地方经济建设的结合，实现了普通教育与职业技术教育的结合，实现了儿童教育、成人教育、妇女教育的结合。 　　总之，以陶行知、晏阳初、梁漱溟等为代表的乡村教育先驱者们，通过兴办各种教育，推动“教育下乡”和“科技下乡”，并创新性地探索出一些独具特色的乡村教育模式。尽管各自的思维方式、办学路径不同，但也有许多相似之处：（1）三种乡村教育模式，都以提高农民素质，实现“改造乡村、以农立国”为目的；（2）三种乡村教育模式，都突破了传统学校教育及其“传道、授业、解惑”的束缚，实现了学校与社会的结合，拓宽了教育的内涵和范围；（3）三种乡村教育模式，都赋予了教育服务于农村经济、社会建设的职责，强调了教育与“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卫生”的“大联合”[4]。 　　二、对民国“乡村教育运动”的评价 　　民国时期的乡村教育运动，仅仅持续了十余年，终因时代的局限性及其自身的原因而归于失败。但我们不能因此而否定教育先驱者在乡村教育运动中所付出的努力，以及乡村教育运动的历史贡献。 　　1.乡村教育运动的历史局限性 　　乡村教育运动的历史局限性，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其“改造乡村”的指导思想与客观现实相背离。民国时期，随着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民族资产阶级力量不断壮大，体现资产阶级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