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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司法检验制度转型及其司法实践 　　〔摘要〕清季审理刑狱多以仵作行检验，奉《洗冤录》为圭臬。近世以来，传统检验奉行的“仵作验尸”显然不足应对变革之需。在此背景下，自清末以至民国，官方皆有司法检验改良之举。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后，民国司法、卫生部门大力培植法医取代传统检验吏，稳步推进司法鉴定的近代转型。不过，在司法实践中，这种朝向近代的转型却遭遇颇多困扰。这种困扰至少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法医培植人数有限，不足以应对基层司法检验。民国司法检验究其实际大多仍操于旧式检验吏之手。其二，新式法医与法官、检验吏存在人事冲突，以致有“边缘化”的倾向。其三，受司法检验制度制约，“鉴定人”的选取与“鉴定结论”的权威不时引发争执，导致司法鉴定的公正性和权威性严重削弱。司法检验直接关系司法公正，透过民国司法检验的困境，不难观察民国司法改良的成效与制度转型的艰难。 　　〔关键词〕仵作验尸；《洗冤录》；法医；检验吏；司法检验 　　〔中图分类号〕K2629；D9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769（2013）04-0173-07 　　众所周知，清季审理刑狱遵行的是 “仵作验尸”的检验制度，这套制度的核心是清康熙年间钦定的《洗冤录》。至雍正年间，清廷基于《洗冤录》最终确立了“仵作验尸”的检验制度。②然自西学东渐，传统司法检验遭遇到了以解剖学为核心的近代检验的强烈挑战。民国建立后，司法、卫生部门更试图以法医取代检验吏，革新旧有司法检验体系。司法检验的制度转型无疑是近代司法体系变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与近世司法变革的成败休戚相关。当下学界对司法体制的近代转型研究甚多，然而论及民国司法问题时，多将民国司法的失序罪咎于法官缺乏训练、吏治腐败、经费不足等，却对与司法公正干系重大的司法检验缺乏足够的认识。民国司法史研究本属民国史研究中的薄弱环节，传统的司法史长期以来处于“政治史”的研究范畴，往往偏重“典章制度”的研究，展现民国司法史的制度建设与不足。直到近几年来，这一领域的研究视野才逐步拓展，从诉讼档案出发，研究的问题逐步走向具体，迈向基层，并注意到司法体制、政治制度与社会的互动。相关的研究如黄宗智《法典、习俗与司法实践：清代与民国的比较》（上海：上海书店，2003年），张仁善《司法腐败与社会失控》（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不过就司法检验的研究现状来看，目前多是法医学界所作“内史”，史学界的讨论并不多。较重要的研究有张哲嘉《“中国传统法医学”的知识性格与操作脉络》，（《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004年第44期），李光和《中国司法检验体制的近代化转型――以法医取代仵作为中心的历史考察》，（《历史档案》，2011年第2期）。前者的讨论主要集中在古代，后者虽系探讨近代的司法检验转型，但着眼点在描述法医取代仵作这一人事更替过程，对转型实践中的问题几无涉及，而这恰是本文致力所在。本文不揣浅陋，拟据相关史料，重新审视司法检验近代转型过程中的挫败与困顿，于前人研究忽略处探微抉隐，冀望能为近代司法研究提供新的认识视角。 　　一、民国司法检验人员的新旧过渡 　　早在清末，时人已注意到旧式检验的不足，进而有改良之举，开启了近代司法检验改良的大幕。民国建立后，司法、卫生部门更试图以法医取代检验吏，革新旧有司法检验体系。概而言之，民国司法检验的成绩主要体现在培植人才、建立机构、完善制度三个方面。无论是在观念还是制度层面，民国司法检验较之以往都有较大突破。特别是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确立的以法医为核心的司法检验体系，彻底摆脱了以《洗冤录》为基础的传统检验的窠臼，从而为现代法医体系的建立奠定了基础，这些成绩皆为学界所肯定。但若对该制度的地方实践稍加留意，当不难发现民国司法检验改良成绩多停留在制度层面，司法检验实践多是一仍其旧，并无明显改观。这种制度“表达”与“实践”间的落差是研究民国司法转型不容忽视的问题。民国时期推进法医制度的呼声甚高，然而究竟培植了多少法医，法医的地位、待遇、检验效果若何？这些问题大多隐而不彰，掩盖在现代性的宏大叙事之下。 　　近代法医事业的推进，关键体现在对法医人才的造就和养成上。传统的司法检验之所以不尽人意，其饱受批评之处即在司法检验操之于素养不足的检验吏之手，因此欲求司法之公正，首当其冲的问题便是要培植科学法医取代检验吏。虽早在民初，时人就意识到“裁判医学”的重要性，并在医学教育中引入相关课程。然而这些举措只是在医、药学课程上增设法医学的相关课程，所培养的学生也非以做“法医”为目标，“法医学”并没有独立出来成为专门的学科。据《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统计，民国初年有医学专门学校15所，并未见有专门的法医学校。周邦道：《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丙编，教育概况，开明书店，1934年，151-152页。 　　20世纪20年代，培植法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