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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郭嵩焘西方文明观思想价值 　　摘要：郭嵩焘是晚清政府正式任命的第一位驻外大使，代表了晚清政府的近代外交变动，其所见所闻以日记的形式记载流传下来，有《使西纪程》和《伦敦与巴黎日记》两种，对所到西方国家认识新鲜而深刻，并有很多反思性思考时常让郭氏“慨叹无已”。本文试图从文明角度解读郭氏的先进思想。 　　关键词：郭嵩焘；西方文明；晚清思想 　　文章编号：978-7-80712-402-3（2010）06-101-02 　　 　　一、万物皆备孔夫子，一窍不通郭先生 　　郭嵩焘（1818年－1891年），字筠仙，湖南湘阴人。1847年中进士，1853年，随曾国藩组建“湘勇”。 1875年初任福建按察使。1877年起，任清政府驻英公使，后兼任驻法公使。1878年8月被清政府召回，从此闲居。1891年病逝。郭嵩焘常以知洋务而自诩：“京师知者独鄙人耳!”，他因洋务而名声大起，但也因洋务而谤议天下。而其见解的确比一般人深刻： 　　文艺者，蹈虚之学，实用之而实效。天 　　文算学，徵实之学也，而可以虚应乎？…… 　　此则人才之不振而圣学治攻之所由每下而 　　愈况也。① 　　 上述议论实质上涉及到了对于现代天文算学的认识，在反思传统中国人才观、教育观后，明确指出中西差距所在，也渐进触及到了对于西方实用科学的思考。对实学的反思表现在直观上就是对于西方经济的思考： 　　夫欲使中国火轮船与洋人争利，待恃 　　官置之一二船无当也。使商民皆得制造火 　　轮船以分洋人之利，能与洋人分利既能与 　　之争胜无疑矣！② 　　近代早期的西向者以一种朦胧的形态去反思文化的差异，不自觉地探索文化中国的命运、反思中西文明差距实质是近代早期启蒙者反思中西战争命运差距的第一步自然反应。与西方进行商战的思想比早期维新派提倡的商战要早出很多年，的确显示了郭嵩焘独特的眼光，但是沉思和迷惑并行，理想与现实时常有着惊人的差距，中国在维持虚文传统的文化思维中拒绝一切企图变革的思想因子，以保守主义的态度来治理这个濒临灭亡的民族和国家。在现实中寄托理想，而历史在选择了郭嵩焘时，既给了他机遇也给了很多的挑战。 　　二、漫游西海而独醒，直面现实却困顿 　　郭嵩焘因为“滇案”而成为清政府第一个驻外大使，其在赴西途中，通过自己的观察记下了很多独特的见解,其中对于中西文明差异有初步的反思，郭嵩焘在这种巨大的差异中并没有被表面的现象所迷惑，他力图从深层次反思中国落后的原因和当时现实的弊端： 　　西洋赋敛繁重，十倍中国，惟务通商 　　贾之利，营立埔头，使其人民有居积之资， 　　交易数万里，损益盈虚，皆与国家同其利 　　病，是以其气常固。③ 　　西方强大的物质科技文明以泰山压顶式冲击中国小农经济，与洋人争利则成为科技冲击中的思想反应，虽然这种思维并不适合于传统重农抑商的国家思想格局，重义轻利耻于言利的思维，但现实的困惑往往能够带来阵痛式压迫，痛定思痛从现实出发实则顺理成章，认为“使其人民有居积之资”是西方富裕的重要原因，对西方的财政制度进行比较研究后指出，西方的财政制度是西方富强的重要因素，认为“此西洋之所以日致富强也”，表示对西方经济制度的赞赏： 　　西洋制国用，岁一校量出入各款，因其 　　盈绌之数，……西洋则量出以为入，而后知 　　其君民上下，并心一力，以求制治保邦之义， 　　所以立国数千年而日臻强盛者此也。④ 　　郭嵩焘对西方经济制度的赞赏也是暗含要求当时清政府应该变革，思索中国的财政困顿，这位有湘军财神之称的官员，敏锐地指出，西方量出置入，国家日渐强大，认为西方的强大是由于人民的强大，民富而国富，民强而国强： 　　英国行政务求便民，而因取民之有馀 　　以济国用。如信票……此专为便民也，而其 　　实国家之利即具于是。此西洋之所以日致 　　富强也。⑤ 　　郭嵩焘在这里详细地描述西方的邮传制度，并不是像传统士大夫那样对西方的这种“奇技”置之不理，也没有停留在表面的赞赏，而是发掘到了这种制度背后的西方文明，通过不吝笔墨的介绍，认为中国应学习西方的富强之道，在涉及到西方的政治制度时也是赞赏有加，并和中国的政治制度进行比较： 　　西洋一切情事皆著之新报。议论得失， 　　互相驳辨，皆资新报传布。……所行或有违 　　忤，议院群起攻之，则亦无以自立，故无敢 　　有恣意妄为者。当事任其成败，而议论是非 　　别一付之公论。⑥ 　　郭嵩焘考察了西方两党制度，探究两党、政府、人民三者之间的关系，指出两党相互监督批评使得政治清明，政府“又一公其政于臣民”，做到了政务公开，并形成能够长期保持的固定传统。西方由此日渐繁荣，而作者更深层次探讨其中缘由： 　　推原其立国本未，所以持久而国势益 　　张者，则在巴力门(即Parliament的音译，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