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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语堂与北村皈依基督信仰不同模式 　　摘 要：林语堂和北村分别是20世纪初和世纪末较有代表性的基督徒作家，受不同处境的影响，他们走过了不同的皈依之路，以各不相同的心态面对基督教思想，产生了不同的信仰理解。通过他们可以透视整个时代作家的精神历程，而两个不同时代的作家留下的不同轨迹，则为反思当前的神学研究和推测将来的神学动向提供一些线索。 　　关键词：林语堂；北村；基督信仰；汉语神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1)01―0223―04 　　 　　20世纪基督教对中国作家的影响已成不争的事实。其中大多只是吸取了基督教某些方面的因素，并没有真正皈依，然而也有少数作家确确实实做了基督徒，林语堂和北村就是其中较典型的基督徒作家。这两人分别处于20世纪初和20世纪末，经历了各不相同的皈依历程，对基督信仰的认识和期许也各不相同。这种不同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20世纪初与世纪末中国作家汲取基督教思想资源的不同特点，也为当前基督教思想的接受和研究启示了新的动向和任务。 　　 　　一、不同的处境与皈依之途 　　 　　林语堂生于1895年，当时的社会正处于清末的黑暗之中，国家贫弱，西方先进的物质和文化吸引着先觉的知识分子，并最终引至汹涌澎湃的西化浪潮。20世纪初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启蒙知识分子扯起了科学、民主的大旗，试图疗救国家民族。与此同时，五四知识分子也不可避免地遭遇了西方的基督教思想。这一方面是因为基督教思想是西方文化的一部分和总背景，另一方面是因为基督教在当时中国社会已经有了广泛的影响。山 　　然而，基督教与帝国主义的侵略相伴而来这一事实大大伤害了中国人的民族感情，其异质性则又使它与中国的传统文化产生了冲突。“20世纪第一代的基督教学者于1880到1905年间还受过私塾教育，而对他们来说，儒家的原则是‘刻骨铭心’地写在他们心头上。”所以他们虽然身处反传统的主流文化之中，但从内心深处来讲，“仍然与从传统架构崩溃后而留存的传统文化成分有千丝万缕的关系”。 　　另外，受当时理性思潮和时代命题的影响，五四时期的宗教讨论大抵是从科学认识论、马克思主义或国家主义社会学或伦理学的角度出发而进行的，而对“宗教特有的终极意义、精神价值视而不见”。 　　林语堂作为一个活动于20世纪之初的基督徒作家，其皈依之途深深打上了时代的烙印，其最大的特征是“一团矛盾”。作为基督教积极传教的成果，林语堂生来就是“第三代的基督徒”。他出身于牧师家庭，之后在教会学校接受教育，一度“是一个热诚的教徒”，“预备献身为基督教服务”。但是他的无神论倾向很快便表现出来，并在以后的几十年间一直徘徊在信仰的矛盾中。 　　这种矛盾徘徊首先就来自大时代科学、理性的影响。林语堂自小就通过父亲间接地从西方传教士那里接触到西方科学。以后经过圣约翰大学的学习，五四新文化运动和多年的欧美留学生涯的熏陶，科学、理性思想对他的影响非常深入，并由此引发了他对宗教的怀疑和反感。“宗教所赖以活动的观念……已为科学摧残无余了。”而他对人的理性的信念割断了他与基督教最后的一线关系。 　　其次，林语堂的矛盾徘徊还来自他的民族情感及与传统文化的纠葛。如当时许多知识分子一样，林语堂小时候受了很好的儒家教育，但是进入教会学校后，这种教育就中断了。及至到清华大学任教，接触到真正的中国现实和中国文化，他有一种“被骗去了民族遗产”的感觉，并为此而愤怒和羞耻，想要“努力跳出基督教信仰的限制”，通过回归传统文化获得身份的认同。然而此时中国的情况已不那么单纯，陈独秀在攻击“孔家店”，吴稚晖要“把线装书仍人厕所里去”，周树人说“所有中国的古书都有毒”。凹林语堂陷入尴尬的处境， 　　充满矛盾的背景注定了林语堂漫长的信仰漂泊历程。 　　北村，1965年生，1981年进入厦门大学，开始了20世纪末的精神漂流。80年代是中国20世纪又一次伟大转折，随着改革开放，中国大地上掀起了思想解放的热潮。“新启蒙主义”成为这一时期最富活力的社会思潮，它致力于批判传统社会主义和寻求建立中国的现代性方案。但是，面对现代化所带来的商业化社会的金钱至上、道德腐败和社会无序等危机，启蒙思想家们的信念受到了质疑。到了90年代，中国事实上步人了后现代主义社会，中心化社会价值体系崩溃，后现代思潮蜂涌席卷，社会科学理性在解构思潮中受到普遍质疑。随着一切中心的丧失，知识分子被甩到社会和文化的边缘，失去了一切价值认同和意义维系。正如王晓明所述，他们既失去了传统信仰。又找不到新的替代，成为充满功利欲望却无信仰依据的人。 　　先觉的知识分子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并自觉开始精神重建的努力。此时的问题已经不能在单一的中国语境中加以分析，而应置于全球化的视野之中，站在全人类的立场上进行分析。他们如饥似渴的从古今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