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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中国传统乡约价值功能 　　摘 要： 乡约是乡民在一定的地缘和血缘关系基础上，为达到某种共同目的而设立的生活规则及组织。乡约不是国法，但它在中国社会的秩序构造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从而体现出其独特的价值。 　　关键词： 乡约 价值 教化 家风 乡风 乡治 　　乡约是传统的乡民为达到某种共同的目的，在一定的地缘和血缘关系基础上，共同商议设立的生活规则及组织。乡约并不能等同于国法，但它却在乡民的实际生活中发挥着“法”的作用，对乡民的生活起着规范和约束的作用，是中国传统底层社会秩序链中的重要一环。作为传统乡村社会体系中的一部分，乡约和当世的资源分配、组织机构、思想观念等融为一体，对传统乡村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起着及其重要的作用。 　　一、教化价值 　　传统中国社会秩序构成的特征与中国固有的文化理念相关。礼教衰，则风俗坏；风俗坏，则人心邪；人心邪，则世道乱，自古而然。《礼记?礼运》说：“圣人以礼示之，故天下、国家可得而正也。”①儒家一向强调修齐治平的工夫实践，其理想不仅是让人成其为人，而且还要让社会成其为社会。我们需要的应该是一个有机的、生态的、活力的社会，而不是一个满目疮痍、礼崩乐坏的社会。要达到这样的目标，政治、法治、德治、礼治都必不可少。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一书中说：“如果我们能想想一个完全由传统所规定下的社会生活，这社会可以说是没有政治的，有的只是教化。事实上固然并没有这种社会，但是乡土社会确实靠近这种标准的社会。”②古代中国的政权不断地更替，甚至还可以一时空白，但社会关系却能维持友好，人伦秩序丝毫不混乱，教化的力量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没有政治，老百姓可以照样生活，但没有教化却一天都难以维持下去。 　　传统中国的法律约束性较强，是国家强制力的体现。而乡约作为自治性规范，对法律具有很强的补充作用，其教化功能体现得非常明显。自乡约在各地兴起，推行乡约的过程，就是发挥导民向善，化民成俗，促进社会稳定，维护国家统治的过程，这正是儒家教化的体现。以明代乡约为例。明代乡约“主要分布在陕西关中、河南豫中、南赣及福建龙岩、安徽徽州、广东揭阳、浙中、楚中、湘中和台湾等部分乡村地区”，③上述地区要么是理学传统深厚的地区，要么是社会危机深重的灾区，对于后者而言，身处这些地方的士绅群体和基层官僚于是积极利用乡约的教化功能，以图挽救社会出现的各种危机。 　　随着社会危机的不断加深，士绅群体作为乡约教化的核心，积极弘扬“三纲五常”，以期教民以德，以达到推动社会文明进步的目的。《损益蓝田吕氏乡约》纲目即为“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充分体现了它的教化职能。它开篇提出：“事亲能孝，事君能忠。夫妇以礼，兄弟以恩，朋友以信。能睦乡邻，能敬官长，能为姻亲。为人恭逊，持身清约，容止庄重，辞气安和。衣冠合度，饮食中节。凡此皆谓之德。”④这是全约的核心所在，其他约规则是这个核心的要求和体现。此核心正是儒家伦理中多阐释和要求的教化核心。 　　《南赣乡约》篇首也表达了同样的教化意图：“故今特为乡约，以协和尔民。自今凡尔同约之民，皆宜孝尔父母，敬尔兄长，教训尔子孙，和顺尔乡里。死丧相助，患难相恤，善相劝勉，恶相告诫。息讼罢争，讲信修睦，务为善良之民，共成仁厚之俗。”⑤明代成化年间上杭邑人丘弘为梁氏《杭州乡约》所撰的序文明白道：“……今梁氏乡约，切于事理，曲尽人情，大抵以不违国制为先，以敦化厚本为尚……将见人咸便之，服而行之，厚其本而抑其末，财不竭而用之舒，淳厚之风日兴，礼让之俗日作，则梁氏是约其有关呼世教，岂浅鲜哉！”⑥“世教”者，“礼教”也。这一措辞犹如画龙点睛，尤其重要。乡约既是规则体系，又是意义体系。儒家传统中所包含的德、礼、仪、俗的本质，是教化价值在乡约中向下的逐次体现，反之，俗、仪、礼、德则是教化价值向上升华的渐远所求。 　　对待极少数恶人、坏人，大多数乡约的做法可谓是仁至义尽，循循善诱，步步导引，宽大为怀，最能体现儒门劝善匡过、治病救人的教化功夫。如果遇到具有“难改之恶”的人，理当逐步劝其改过自新，并且不同乡约还提出了不同的作法。但总体来说，这些作法都是以宽恕为主，宽容罪过，从而渐次摊出规范底线。 　　自发地为乡村建构起稳定和谐的秩序的同时，自觉地为政府排忧解难，为社会阻挡影响较弱的不良风气。由此，化解了多数底层社会的矛盾和冲突的同时，也为底层乡民美满幸福的生活贡献了力量。因而，乡约能够在官府与百姓之间，在法律惩治与教化规劝之间，发挥了一种舒缓与润滑的作用，能够有效避免官与民、高层与底层二元结构一般很容易导致的直接对冲。当然，这其中以“约长”为首的一帮士绅、乡贤的功劳是显而易见的。他们出自于农民阶层，却能通过运用自身习得的知识的力量而超越农民阶层，并将其获得的思想教化灌输给农民群众，主动承担起为邻里排忧解难的责任，他们对中国底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