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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叶燮意象特征论理事情 　　摘要：叶燮在其诗歌理论批评著作《原诗》中提出了他的诗歌意象特征论――理、事、情，认为三者在诗中构成不可或缺的诗歌意象，揭示了诗歌的内容特征。本文从诗歌艺术本质出发，分析“理、事、情”三者的意义所在，提出对诗歌创作美学的一些理解。 　　关键词：叶燮 理 事 情 　　 　　叶燮的《原诗》，是一部以反复古主义为主要内容的诗歌理论批评著作。在书中，他力图推究诗歌创作的本源，解决诗歌创作的根本性问题。其中之一，就是诗歌反映什么、如何表现的问题。对此，叶燮提出了他的诗歌意象特征论――理、事、情，认为诗歌反映万事万物，反映现实客观生活，“文章者，所以表天地万物之情状也”，理、事、情正是天地万物所具备的三个特征，表现在诗中，构成不可或缺的诗歌意象，三者揭示了诗歌的内容特征。 　　郭绍虞先生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中指出，叶燮诗歌有一个“本”，这个“本”分为诗之本和诗人之本。“诗之本”即理、事、情，“诗人之本”即才、胆、识、力，这正是从诗歌创作的主客观方面而言，前者是诗歌创作的客观条件，后者是诗人创作的主观条件。而叶燮所论的诗歌创作的主客观条件并不是截然分开的，特别是理、事、情三点，叶燮所推崇的理至、事至、情至之语，已包含了主观成分在其中，他实际上强调了不同于生活真实的艺术真实，下文将略作分析。 　　叶燮认为理、事、情是客观事物的必备因素，天地万物皆如此，他说：“惟理、事、情三语，无处不然”；“曰理，曰事，曰情三语，大而乾坤以定位，日月以之运行，以至一草一木一飞一走，三者缺一，则不成物”。那么，什么是理、事、情呢？“譬之一草一木，其能发生者，理也”，也就是客观事物的本质规律；“其既发生，则事也”，即客观事物的存在状态；“既发生之后，天矫滋植，情状万千，咸有自得之趣，则情也”，即客观事物的千姿百态和无穷情趣。这三者，概括了客观事物的内容和形式、现象和本质，所以叶燮说：“曰理，曰事，曰情，此三言者足以穷尽万有之变态。凡形形色色，音声状貌，举不能越乎此。”诗歌来源于客观事物并真实地反映客观事物，叶燮的这个观点在当时无疑是很有见地的。 　　叶燮强调诗歌源于生活真实，但并不把生活的真实与艺术的真实等同。客观事物的理、事、情虽然是诗歌反映表现的对象，但进入诗歌的客观事物的理、事、情已经不同于原来的理、事、情了，所以叶燮将理、事、情分为两层：一层是人人能言的“可言之理”，人人能述的“可?罩?事”，这是诗人所不言述的；诗人所言述的，是第二层的理、事、情，即“必有不可言之理，不可述之事，遇之于默会意象之表，而理与事无不?N然于前者也”。第一层理、事、情“实写理事情，可以言言，可以解解，即为俗儒之作”，是现实的、浅层的，第二层理、事、情“不可名言之理，不可施见之事，不可径达之情，则幽渺以为理，想象以为事，徜恍以为情，方为理至、事至、情至之语”，是比较虚、深层的。对此，叶燮用杜甫的诗句作了具体表述，如“碧瓦初寒外”一句，碧瓦有物有质，初寒无象无形，“外”是碧瓦还是初寒之外？是近是远？凡此种种，似无道理可言，然而设身处地细细品味之后，才“觉此五字之情景，恍如天造地设，呈于象，感于用，会于心”，有一种“虚实相成，有无互立”的理，使“意中之言，而口不能言；口能言之，而意又不可解”，诗句中的理、事、情，诗人通过形象思维将其表现出来，读者需敏锐的艺术感受去体会，才能真正领悟。第二层的理、事、情构成了诗歌的意象，意象的构筑需要通过形象思维的作用来实现，具体、鲜明的形象思维活动包括了虚构、想象和概括等直接的审美感受活动来进行意象的构思和创造，其特点正是“虚实相成，有无互立，取之当前而自得”，只有运用形象思维，才能把客观事物现实浅层的理事情形成诗歌深层的理事情，这正是诗歌艺术具备的特点。叶燮的高明之处也正在于此，不拘泥于生活的真实，而从艺术真实着眼，其理论颇有美学价值。 　　叶燮所论的第二层理、事、情，用他自己的话概括，就是“幽渺以为理，想象以为事，徜恍以为情”，“幽渺”、“想象”、“徜恍”三个词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形象思维的特点。首先看看“幽渺以为理”，“幽渺”即是不可言，与具有严密逻辑判断的“理”有所不同，更不是干巴巴的空洞的议论说教。说及理，令人联想到宋代严羽在《沧浪诗话》中所说：“夫诗有别才，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主张诗歌只在吟咏性情，不涉理路。明清的神韵派、性灵派也持同样观点。那么叶燮提倡写理，并将其作为诗歌意象特征之一，与严羽的竭力反对在诗中说理是否有矛盾？应该说，二者并不矛盾，因为它们不在同一逻辑层面上。严羽的论点，是针对江西诗派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毫无形象、兴趣可言的弊病而言，“非关理也”中的“理”是指议论、道理和空洞的说教，重在逻辑思维，而忽略了诗歌最重要的形象思维，从而使诗歌没有了理趣，没有了诗味，所以他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