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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顾颉刚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说及其思想渊源 　　摘 要： 顾颉刚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开创了古史研究的新局面，主张“时代愈后，传说中的古史期愈长”、“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我们不能知道某一件事正确的状况，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状况”。文章试从三大要点入手，较全面地阐释顾颉刚“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学说，同时简析其思想渊源，以冀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参考。 　　关键词： 顾颉刚 “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 思想渊源 　　疑古思想是五四运动以后反封建思潮的一个重要方面，此后近现代许多学者都秉承追根溯源的学术精神，以“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态度推进学术研究，顾颉刚便是其中一位代表人物，其“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说开创了古史研究的新局面，以其为代表的古史辨派则将疑古思潮发展到极端。 　　一方面，他从前人学说中继承了“疑古辨伪”的思想，另一方面，他用实际行动践行疑古思想，使之得到丰富与发展。本文在研读顾颉刚论著的基础上，试从三大要点入手，较全面地阐释顾颉刚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同时简析其思想渊源，以冀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参考。 　　一、“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 　　顾颉刚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1]一文中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该观点对千百年来中国人固守的历史观念造成了极大冲击，此后其将古史讨论的文章和信函汇集成册出版《古史辨》一书，在学术界掀起了疑古辨伪的思潮。 　　（一）时代愈后，传说中的古史期愈长。 　　“周代人心目中最古的人是禹，到孔子时有尧、舜，到战国时有黄帝、神农，到秦有三皇，到汉以后有盘古”[2]。在西周的传说中，最早的神是禹，以后层累地递增尧、舜、黄帝、神农、伏羲、天皇、地皇、泰皇于前，至三国徐整而有最前的盘古，换句话说，时代越往后发展，人们构架出的古史系统中出现的人物就越早于前代。 　　针对各个时代对于传说的认识，其原因或许可归结为每个时代在历史文化需求方面的差异。“我们要懂得五帝三皇的黄金世界原是战国后学者造出来给君王看样的，庶可不受他们的欺骗”[3]。层累递增出来的古史系统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政治的附会，是主观形成的历史，而顾颉刚的“疑古辨伪”思想重视实践考据，这就有些类似于历代学者对中国古文字的考察――随着时代发展，一系列实物资料有力地为我们展现古汉字具有的更源远流长的历史，这就是实践考据的价值所在。 　　（二）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 　　“如舜，在孔子时只是一个‘无为而治’的圣君，到《尧典》就成了一个‘家齐而后国治’的圣人，到孟子时就成了一个孝子的模范了”[4]。顾颉刚举例说明人物的形象随时代发展而不断丰富：“自春秋末期以后，诸子奋兴，人性发达，于是把神话中的古神古人都‘人化’了。人化固是好事，但在历史上又多了一层作伪，淆乱前人的想象祭祀之实，这是不容掩饰的。所以我们对于古史，应当依了那时人的想象和祭祀的史为史，考出一部那时的宗教史，而不要希望考出以前的政治史，因为宗教是本有的事实，是真的，政治是后出的附会，是假的”[5]。这是顾颉刚疑古思想的一部分。 　　与之类似的有《山海经》中的神话人物――“西王母”。《山海经》对西王母的描写如下：“又西三百五十里曰玉山，是西王母所居也，西王母其状如人豹尾，虎齿而善啸蓬发戴胜，是司天之厉及五残”[6]。其兽性体现得十分明显，与后世所传的圣母形象有很大出入。经现代学者考证，战国秦汉以后“西王母”这个形象才演变为女性人物[7]，并且在中国宗教历史发展影响下，慢慢上升到道教女仙的高度。而政治史则多附会之言，顾颉刚幼时读《纲鉴易知录》，自叙“最厌恶纲目的地方就是它的势利”[8]。他提到，张良与荆轲都曾谋刺秦始皇，两人皆以失败告终，但该书称张良为“韩人张良”，却称荆轲“盗”，其缘由只因张良之主为汉高祖刘邦，而荆轲之主为被斩首的燕太子丹，纲目作者受历史影响而在书中显露其“正统观念”，导致其用词追求与自己的情感预期的步骤和结果相符合。这在顾颉刚看来是不可取的，也在一定程度上证实了“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的观点。 　　（三）我们不能知道某一件事正确的状况，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状况。 　　“我们既不能知道东周时的东周史，但至少知道战国时的东周史；我们既不能知道夏、商时的夏、商史，但至少能知道东周时的夏、商史”[9]。顾颉刚主张研究古史不在寻其真相，而在于了解其流变：“我以为一件故事的真相究竟如何，当世人未必能知道正确，何况我们这些晚辈；但我们要看他的变化情状，把所有材料依着时代次序分了先后，按部就班地看他在第一时期如何，在第二时期如何……这是做得到的，而且容易近真的。”[10]从早年观剧经历中，他认识到我们已不能知晓一件故事的本来面目，甚至无法判定其真实存在的可能性，只能知道在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