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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陶渊明诗歌中隐士文化 　　摘 要：陶渊明是东晋隐士文化的代表人物，他为诗歌开辟了一个新的天地，对后世产生了积极的、深远的影响。陶渊明诗歌中的隐士文化主要有以下表现：洁身自好，远离官场；热爱自然，崇尚自由；躬耕南野，与民同乐；空怀理想，寄情桃园。本文试图通过对陶诗的分析，揭示这一文化现象的内涵和特点。 　　关键词：陶渊明 诗歌 隐士文化 　　 　　东晋末年，腐朽的门阀制度发展到了顶点，社会阶级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都到了十分尖锐的程度，一些出身庶族寒门的正直知识分子坚持自己高远的理想和志趣，远离污浊的官场，写下了大量寄情田园的诗歌，形成了一种恬淡的隐士文化。所谓隐士文化，就是古代一些正直文人因失意仕途或不满浊世而采取的一种消极避世的人生态度，是古代知识分子独善其身高洁人格的体现。陶渊明就是这种隐士文化的代表，他的诗歌独辟蹊径，自成一家，为中国古典诗歌开辟了一个新的天地，对中国诗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的诗歌中的隐士文化主要有以下特点： 　　 　　一、洁身自好，远离官场 　　 　　陶渊明出身于一个没落的封建官僚家庭，在柴桑农村度过了自己的少年和青年时代。乡村的生活，使他对大自然产生了无比的热爱，家庭和儒家的教育及思想影响，又使他渴望建功立业，“大济苍生”。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更为了谋生，陶渊明决定外出做官。他在《归去来兮辞》序言中说：“余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幼稚盈室，瓶无储粟。生生所资，未见其术。亲故多劝余为长吏，脱然有怀，求之靡途。”这段话清楚地告诉人们，他外出做官重要的原因之一是为生活所逼。事实正是这样，为缓解生活压力，他曾带着“大济苍生”的信念五次入仕，结果却非常失望。他虽几次出仕，但黑暗的现实和等级森严的门阀制度只让他当了几年诸如祭酒、参军、县令一类小官。当时世族地主几乎垄断了高官要职，统治者的种种恶习使他看清了官场的黑暗与腐败，看清了大小官僚的龌龊和卑劣，从而增强了“不为五斗米折腰”的决心，终于在熙元八年十一月，他辞官而去，从此再未出仕，成为一个真正的隐者。《归去来兮辞》作于陶渊明辞官归家时，开篇他就兴奋地呼喊道：“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这是诗人经过深思熟虑后喊出来的肺腑之言，喊出了他对于出仕的悔恨，喊出了他对田园向往和归隐的决心。一个“胡”字更是掷地有声，饱含强烈地自责和质问，直逼作者的灵魂深处。他既为自己“实迷途其未远”而感到庆幸，更为找到“知来者之可追”的理想而欣喜。他高唱着“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的高歌回归园林，完成自己生命史上一次伟大的转折。 　　他在《归园田居（其一）》中写道：“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在这里他把官场斥为“尘网”、“樊笼”，把自己入仕比作“羁鸟”、“池鱼”、“误落尘网”，自己热爱的乡村田园则是“旧林”“故渊”，把退出园林说成是冲出樊笼，重返自然，这些都充分表达了他对丑恶社会的鄙视，对回归山林的欣慰。他在《归去来兮辞》中也对自己的入仕作了深深的忏悔：“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这里的“迷途”、“今是”、“昨非”都清楚地表明他对封建官场认识的深度。他认为做官是误入迷途，做错了事，而今天的归隐才是正确的选择。这种感情在《感士不遇赋》中也得到了印证：“密网裁而鱼骇，宏罗制而鸟惊，彼达人之善觉，乃逃禄而归耕。”这首诗是他晚年所作，进一步肯定了当年的选择，表达了对官场的厌恶。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陶渊明这种鄙弃官场的态度，不是生来就有的，而是在现实生活中，受到一系列挫折、失败和打击后，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所以，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厌恶官场、勇弃仕途是陶诗隐士文化的主要内容。 　　 　　二、热爱自然，崇尚自由 　　 　　陶诗隐士文化的第二个显著特点就是热爱自然，崇尚自由。首先，他在归隐后写了许多表现农村恬美静穆、美好景色的诗篇，表达了自己热爱自然、悠然自得的闲适心境。《时运》就真切体现了这一特点：“山涤余霭，宇暖微霄，有风自南，翼彼新苗。”“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怀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籽。”又如“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此外，像“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山中绕霜露，风气亦先寒”（《庚戌岁九月中于西获早稻》）；“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饮酒?其五》）。无不表达了诗人回归田园后热爱自然、热爱生活的真挚感情，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其次，他崇尚自由，向往并追求自由生活。《归去来兮辞》就真实地记录了他这一愿望和感情：“舟摇摇以轻?r，风飘飘而吹衣，问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这里作者生动地介绍了辞官归家的过程，沿途先乘船，后登陆，轻舟摇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