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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财税体制改革对生态文明建设贡献 　　我国1994实行的分税制改革不但提高了税收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也提高了中央财政收入在全国财政收入中的比重，使国家的国力大为增强：1992年中央财政只占全国财政收入的22%，现在长期保持在53%左右的水平。但同时，它的边际效益也在逐步下降。尽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迅速增长，城镇化规模不断扩大，可是中国的这种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越来越暴露出环境污染、能源浪费等一系列生态问题。所以，党的十八大在继续强调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之余，首次提出了“生态文明建设”的理念，由原来的“四位一体”发展成为“五位一体”。十八届三中全会上不仅继续强调了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并且通过财税体制改革等一系列经济手段为创建生态文明保驾护航。 　　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后，地方税系建设一直是重要命题。长期以来，地方税制建设相??滞后，这不仅会造成政府的事权和财权不匹配，社会福利得不到保障，也会对当地的能源和环境造成破坏。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现行税种主要集中在生产环节，促使地方政府不顾破坏生态平衡的代价，不顾产能过剩的浪费，而一味追求工业企业规模的扩张。 　　政府之所以这么做，首先是因为地方政府的财力不足。分税制改革后，中央集权体现得更为明显。所谓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分权，实际上是在不断的向中央汇集。例如，以前企业所得税是地方税种，2003年以后变成60%归中央，40%归地方。所以，所谓的分配制，其实是财权上收，事权下放，导致地方政府的财力捉襟见肘。在这种情况下，虽然税收总额不低，但是地方税种筹集的税收收入过小，只能用于正常的经费支出，没有能力进行大规模资本性的投资。其次，1994年以后，大规模的中央政府转制。此时，地方政府就从原来的企业所有者和社会管理者，变成了社会管理者和征税者。政府不再愿意保护地方企业，而更关注企业能不能交税。在这种情况下，区域之间开始了以低价供应工业土地、放松劳工管制和环境保护为主要政策工具的招商引资竞争。 　　上述两因素共同作用，催生了中国目前的这种“竞次型”的经济增长模式：地方政府通过大规模建设开发区，以低地价、税收优惠等政策来招商引资，推动经济增长。然而，对于工业园区造成的环境污染、资源浪费等问题，由于缺乏有效的监督和约束机制，却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 　　2、地税局的主体税种是营业税，占全国税收收入的16%。现在有一半的营业税来自建筑业和销售不动产业，这鼓动了地方政府推动房地产业投资，导致大量耕地被占用，农业根基被动摇，农产品的供应受到威胁。 　　另一方面，为了消化过剩的制造业生产力，政府不得不人为地压低人民币汇率，因为只有这样才可以把过剩的制造业生产能力输出到国际市场。而一旦人民币被人为低估，就会带来不断增加的制造业部门出口顺差。人民币汇率无法随生产力进步适时调整，又自然会诱致那些认为人民币最后不得不被迫升值的投机者向中国投入大量热钱，结果是外汇储备迅速累积。中国的外汇储备从2000年1656亿美金，到2009年4月突破2万亿后，到2011年三月更一举突破三万亿。央行被迫发放超过20万亿的人民币对冲，最后使流动性严重过剩。过剩的流动性自然会涌入到因地方政府垄断少供的商、住用地上，导致房地产价格的飙升和奇高。2004年有调查表明，当时的杭州的房地产泡沫还只有24%，2013的数据表明已经超过60%。 　　总之，在财政收入方面，第一财政靠工业，第二财政靠土地；在财政支出方面，吃饭靠第一财政，建设靠第二财政。这种二元财税体制是制约财税体制改革的重要原因，也是造成现有环境问题、社会问题的根本症结所在。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发现，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的财税体制改革不仅仅有助于解决经济和社会问题，也将为生态文明建设做出贡献，有利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报告中指出：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科学的财税体制是优化资源配置、维护市场统一、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保障。必须完善立法、明确事权、改革税制、稳定税负、透明预算、提高效率，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其中，针对税收制度的完善，又做了如下具体规定：深化税收制度改革，完善地方税体系，逐步提高直接税比重。推进增值税改革，适当简化税率。调整消费税征收范围、环节、税率，把高耗能、高污染产品及部分高档消费品纳入征收范围。逐步建立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加快房地产税立法并适时推进改革，加快资源税改革，推动环境保护费改税。 　　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我国税负超GDP增长。此次税制改革提出一个亮点：稳定税负，保证今后税收和GDP同步增长。这给广大市民吃了一颗定心丸，但这不代表简单减税，而是使其合理化，不同的税负有增有减，最后保证总量平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