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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排放交易体系构建挑战与市场拓展 　　摘要 　　碳排放权通过市场交易实现效率配置，有理论与实践支撑。“碳排放”作为一种“恶品”，需要不断压缩或定额管控，与“善品”有着本质不同。因而，“碳排放”市场交易有着固有的困境。在国内碳市场构建中，困境还会得到强化。因为，①中国与国际社会、中央与地方、地方之间、政府与企业存在多重博弈，受经济、政治、环境、社会多重因素的制约，排放总量的确定和分配具有潜在的不确定性。②“碳”的核算从属于能源，并不完全独立，是一种具有被动属性的交易品，企业的选择与能效和节能关联，则“用能权”和“碳排放权”重叠。由于碳作为交易品的从属和被动属性，企业的经营决策的碳约束可能被弱化或边缘化，对消费者的价格信号部分失真。③开放的、竞争的市场才是有效率的。但是从欧盟的碳排放贸易体系和国内的试点看，这一系统则是相对封闭的。④如果说高碳产品低品质可以通过市场的自我调节而对企业有所约束，而城市基础设施锁定的碳，其成本只能由全社会担承，在碳排放交易体系中得不到实际体现。⑤用能权和碳排放权有可能一体兼容，但是，碳交易的市场激励传递受到一些体制性因素的约束而失效。因此，中国的碳交易体系构建，需要在顶层设计中考虑碳排放的属性特点，拓展碳排放交易的市场空间。首先，在认知上将“碳交易”从约束变为一种机遇。其次，国家需要将碳纳入预算管理，实现效率配置和有效管控。再次，建立发展导向的碳交易市场，拓展碳市场规模。如纳入森林碳汇，碳市场与生态补偿相关联。最后，鼓励净零碳城市建设。 　　关键词 碳排放交易；市场空间；巴黎协定；挑战；对策 　　中图分类号 X196；F06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6）08-0001-05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6.08.001 　　中国构建全国统一碳排放交易体系的政策选择，引起了全球的广泛关注。作为一种推进低碳发展的效率手段，是否具有比较广阔的市场前景？如何才能使碳市场发挥积极有效的作用？ 　　1 碳市场的国际构建与实践 　　碳排放权交易，理论渊源自科斯定理，即在产权明晰的情况下，资源可以在市场得到最优配置。这一产权交易理论随后被用以环境经济学分析，与庇古税分析比较，结论是如果污染物排放总量与庇古税下的排放均衡数量一致的话，庇古税率与排放权的市场均衡价格是等同的。也就是说，庇古税和科斯定理可以在污染控制方面实现同等的效率[1]。基于这一一致性，美国在1980年代为了控制二氧化硫排放而实现总量控制，通过市场进行二氧化硫排放权交易，已实现在二氧化硫排放总量得到控制的前提下，二氧化硫的排放权得到最优配置[2]。 　　正是基于美国二氧化硫总量控制和排放权交易的成功经验，1997年关于温室气体减排的《京都议定书》的谈判过程中，美国强调市场途径以实现发达国家的低成本履约减排。因而，《京都议定书》第6（JI）、12（CDM）、17（ET）条纳入了三项市场机制：发达国家（附件B）内部的排放贸易（ET）、附件I国家内部发达国家和经济转轨国家之间的联合履行（JI）和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清洁发展机制。排放贸易主要是欧盟内部的排放贸易计划（EU-ETS），由欧盟委员会核定各国的排放限额，企业在市场上进行碳排放权交易。每吨二氧化碳价格在最高时达到30欧元左右，但是，进入2010年以后，这一价格大幅下跌，低至不足5欧元 （Point carbon（2014-01）：Global carbon market contracts 38% as prices and volumes drop）。由于东欧国家加入欧盟，俄罗斯作为最为典型的经济转轨国家鲜有与附件B国家开展实质性的联合履行。京都议定书中附件B所列国家为发达国家，不包括公约附件I国家中的经济转轨国家。 　　由于附件I国家的能源和排放数据相对准确，因而碳排放权的核算确认比较简单。而发展中国家通过清洁发展机制实施的减排，例如节能、可再生能源、林业碳汇等减排数量的核认就要复杂的多，涉及基准线、减排量、确认登记等。尽管如此，一系列CDM方法学和指定的运作实体（Designated Operational Entity，DOE）的核认，使得发展中国家通过清洁发展机制实现的减排，得以为发达国家以较低的价格购买履约。指定的运作实体指具有法律地位的公司或机构，或国际组织，在CDM项目运作程序中审定CDM项目的合格性，核查并确认所注册的实际减排量，并签发相应的经核认的减排量（CERs）。 　　总体上，京都三机制不尽完美。碳排放贸易只是在欧盟内部得以实现，并没有在所有附件B国家展开。联合履行的实施效果非常有限。清洁发展机制多在快速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家如中国、印度等国项目较多，在低收入国家项目十分有限，而且所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