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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论对未成年罪犯考察帮教工作不足与完善 　　摘要：对犯罪的未成年人进行有效的考察、帮教，其诉讼价值在于预防未成年人重新违法犯罪；但不管在立法上还是司法实践中，对这一特殊群体的考察、帮教工作尚存在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拟通过对有关法律、司法解释等规定的梳理，对目前未成年罪犯的考察、帮教工作在立法上以及实践中存在的不足之处进行简要的分析，并提出相关对策。 　　关键词：未成年罪犯；考察；帮教 　　一、目前有关规定的不足之处 　　从总体而言，对未成年犯的考察、帮教是有法可依的，但确也存在不少问题，主要体现在： 　　（一）法律条文自身有矛盾 　　我国《刑法》第76条规定：“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在缓刑考察期限内，由公安机关考察，所在单位或者基层组织予以配合。”这里明确了公安机关是执行对象的考察主体，而《刑事诉讼法》第217条则规定：“被判处徒刑缓刑的罪犯，由公安机关交所在单位或者基层组织予以考察。”按照这一表述，有关单位、基层组织才是考察的主体。这两部法律系同一位价的法律，没有高低之分，出现条文上的冲突，令人无法取舍，在实际操作中，究竟谁才是考察的主体成了一个问题。产生这一问题的原因是“两法”的修订未能协调一致，而是各自为政。《刑事诉讼法》修订在前。而当时的“两法”都规定“由公安机关交所在单位或者基层组织予以考察。”修订的《刑事诉讼法》仍保留了这一规定，而没有考虑到当时也在修订过程中的《刑法》的有关情况，而稍后修订的《刑法》也没有充分注意已经修订的《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尽管在实践中，人们基本上是认可《刑法》的规定，以公安机关为主体，这是符合立法本意的，但严格地说，这一法律自身的矛盾并末解决，有待将来对法律进行进一步修订。 　　（二）将公安机关设定为考察、帮教的主体不尽合理 　　从刑事诉讼程序看，可分为侦查、起诉、审判、执行四个阶段，公安机关的身份是侦查机关，它的任务是负责对刑事案件的侦查、拘留、执行逮捕、预审，而执行则是另一个相对独立的阶段，执行工作与公安机关的身份、职能并不相称，而且由公安机关同时身兼侦查机关和执行机关的双重身份，有悖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分工负责、相互配合、相互制约”的基本原则。 　　（三）起协助作用的单位部分职责弹性太大，缺少强制性 　　起协助作用的单位和个人的职责大致可以分为两个层面：一是应当履行的职责，如规定学校在人民法院判决生效前不得随意取消被采取强制措施的学生的学籍、父母及其他监护人应当保证子女受教育，等等，这是法律明确规定有关单位、个人必须履行的义务，否则就是违法；二是可以履行的职责。主要体现在人民法院的有关职责基本上都不是强制性的，而是“可以”如何如何。例如对服刑场所的少年犯的帮教、回访，对被判处非监禁刑的未成年人的考察、帮教等不少工作都仅仅是“可以”参与，而非“应当”参与.换言之，即使人民法院不做这些工作，也不算失职。笔者认为，在当前形势下，完全有必要以强制性的规定来明确各单位的职责，使之成为一个必须履行的义务，而不仅仪是两可之间的附属性工作。《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3条明确规定：“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在各级人民政府组织领导下，实行综合治理。政府有关部门、司法机关、人民团体、有关社会团体、学校、家庭、城市居民委员会、农村村民委员会等各方面共同参与，各负其责，做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工作，为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在这一个综合治理的系统工程中，必须给予有关单位均设定强制性的职责，而不仅仅是可做可不做的工作，以免综合治理流于形式。而且目前状况对予人民检察院监督职能的发挥也有不利之处，人民检察院只能对公安机关的考察、帮教工作进行监督而对人民法院的工作是否落实就难以监督，因为本身法律规定就是两可的，即使法院不做，也不是违法。 　　（四） 对于人民检察院作出不起诉决定的未成年人未明确考察、帮教措施 　　人民检察院作出决定的这一人群应当如何进行帮教，在法律上找不到明确的依据，给考察、帮教工作的有序开展带来了麻烦。目前本市检察院的通行做法是：由检察机关牵头，成立考察、帮教小组，吸收民警、社区干部、教师等参加，对不起诉对象进行一段时间的帮教，以巩固不诉的效果，但这样做毕竟缺少足够的依据，有“名不正言不顺”之嫌。由此引申出另一个问题：人民检察院除了监督职能之外，参与考察、帮教的职能缺少细化的法律依据。笔者认为，综合治理是一项系统工程，人民检察院理应参与对未成年人罪犯的考察、帮教，而不仅仅是对其它机关进行监督落实。 　　（五）对有关行政主管部门的失职行为未作相应的惩罚性规定 　　对于社会上有关单位、个人以及学校等，未尽到职责的，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对其进行处罚，直至由司法机关追究其刑事责任。但如果有关行政主管部门该管而不管、或者没有管好，应当如何追究其自身的责任呢？例如现实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