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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分析视野中阿Q 　　摘 要： 精神分析理论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传入中国，作为一种文艺创作理论和批评方法影响了一大批作家，鲁迅就是最早介绍并在实践中进行尝试的现代作家，受精神分析理论的影响，他小说中的一些人物身上都带有潜意识、性欲本能等精神因子。文章从精神心理学角度剖析其作品中人物阿Q的心理状态，除史学角度外，把阿Q作为一个原始意义上的人进行精神本源解剖，希望从中发现其独立的本体色彩，以延宕其在文学史上的美学意义。 　　关键词： 性本能 性欲 精神分析 弗洛伊德 国民劣根性 　　一、精神分析理论与鲁迅小说创作 　　苏联学者谢曼诺夫曾说：“鲁迅小说之吸引读者，是依靠朴素自然、匠心设计的结构、精选的典型细节和深刻的心理描绘。”[1]这句话一针见血地指出了鲁迅小说中深刻的描写技巧之一――心理描绘，关于这一点，鲁迅颇受西方思潮影响。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创立的精神分析学说涌入中国大地，对于一直奉行“拿来主义”的鲁迅来说，这一思潮给他的创作注入了新的活力。其实，早在日本仙台学习医学时，鲁迅就接触到了这一学说，并且在其小说创作中首次实践了这一理论。他曾说自己“首先是很认真的，虽然也不过取了弗罗特说，来解释创造――人和文学的缘起”[2]。“原意是在描写性的发动和创造，以至衰亡的”[3]。《补天》是鲁迅将原始人类的性欲本能和创造欲望注入文本中来激发人类摆脱外界束缚的性压抑，而性压抑正是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产物。刘毓庆认为女娲乃女生殖器的生命化、人格化。在《补天》中我们从文章来头“女娲从梦中醒来，只是很懊恼，觉得有什么不足，又觉得有什么太多了……”中看到了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因子，弗洛伊德认为“焦急神经病的最常见的原因为未经发泄的冲动。基力的冲动已被唤起，但无从满足或实践；这种基力既失其用，于是焦急乃代之而起。我且认为这未经满足的基力尽可直接化为焦急”[4]。结合刘毓庆的考释和鲁迅对女娲压抑得不到释放的描述，我们可以将这种“焦急神经病”阐释为“性压抑”。 　　弗洛伊德称性本能可以用“力比多”这个专业术语代替，因此，女娲此时力比多流动的河床受到了阻塞，性本能受到了压抑。正如鲁迅所认为，欲望的洪水被压抑的闸门堵住了泄口而不得释放，这就形成了所谓的“人间苦”。女娲的“人间苦”迫使她转移主体正常的性目的状态并使她找寻一种替代物――造人，在艺术的创造中她找到了发泄的洪口，她感到“未曾有的永往和愉快”，这就是弗洛伊德所说的原欲的转移和升华，即将情感转移到他物，女娲的这种行为是包蕴着鲁迅伟大的赞美和鼓励的。向来最为人诟道的性本能，鲁迅却毫不避讳地指出它的合理性，除了《补天》，《肥皂》、《高老夫子》等作品均可以看出鲁迅对精神分析学的吸收借鉴。 　　1924年，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在鲁迅手中结束了它的语言转换使命，在文中二人都认可“生命力受了压抑而生的苦闷懊恼乃是文艺的根柢，而其表现法乃是广义的象征主义”[5]。鲁迅的大多数作品确实浸濡了精神分析学说的分子，然而对于弗洛伊德将一切都归在“性底渴望”里的偏见是颇不满的，他开始对于精神分析学中的“泛性论”进行质疑。在1933年进一步批判其性欲理论：“婴儿出生不多久，无论男女，就尖起嘴唇，将头转来转去，莫非他想和异性接吻吗？不，谁都知道：是要吃东西！”[6]这与荣格所主张的婴儿营养说是有不谋而合之处的，作为一个民族的清醒的现实主义作家，他对俯拾皆是的外来思想并不是不辨黑白、一味拿来的，对于弗洛伊德学说中不合理成分的质疑和勇于批判是对当时中国所谓不撄主义的一种反拨，结合中国当时的实际情形，进行实地实情的扬弃，这就是一个伟大的文学家和思想家的贡献。泰纳认为：“必须有某种精神气候，某种才干才能发展；否则就流产。”[7]鲁迅的小说就是在这种精神气候下创作的。 　　二、阿Q的性本能 　　一个伟大的文学家和思想家的评判标准就是他创造出的为他人所没有创作出来的东西，这就是他的不朽的贡献。鲁迅为我们创造的不朽的贡献之一便是让阿Q跻身世界人物画廊。马克思在《中国革命与欧洲革命》中论道：“英国侵略使旧中国开始解体，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木里的木乃伊一接触到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腐败一样。”[8]外界的入侵造成一个国家的长久禁锢被打破，鲁迅的一支笔正像革命的爆破力一般，冲击出阿Q这个“集国民劣根性之大成”的灵魂。 　　《阿Q正传》这个名称便具有辛辣的讽刺意味，要知道阿Q是一个无名又无姓，无田又无钱的流浪雇农，威廉?莱尔说：“他（鲁迅）的讽刺经常指向‘名’与‘实’之间的割裂。名，是传统的社会公认的理想的美妙名称；实，是中国社会当前的现实。”[9]现实确实是这样，阿Q一直生活在社会的底层受尽他人的嘲笑和欺压，靠给别人做一些零活维持温饱。基本的生计是解决了，但社会地位是无论如何也改变不了的，“我们古代的聪明人，即所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