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芥川龙之介中国体验初探究 　　【摘 要】日俄战争后，中韩日三国的交通运输的疏通促进了当时中国观光业的发展。与此同时，以全世界兴起的海外旅行风潮为背景，日本国内也兴起了中国旅行的风潮。从名人的采访旅行到一般高校的修学旅行，中国都是主要的旅行目的地。其中，芥川龙之介的中国之行值得注目。芥川龙之介于1921年，受大阪每日新闻之托，来到中国国土，进行了为期3个月的观光采访。其间，他是如何审视与记录近代中国，并将其感受传达给读者的呢？ 本文便以芥川的《中国游记》为素材，结合历年中日两国的先行研究，对其中国体验进行初步探究。 　　【关键词】芥川龙之介 近代中国体验 中国传统文化 欧洲文化 　　中日甲午战争（1894～1895年）中日本的胜利，不止使日本人的中国观产生巨大转变，同时也引起日本国民对当时中国现状产生前所未有的好奇心。战争收益，不仅加快了日本国内的近代化发展，同时也为日本国民带来了一定的经济余裕。多种因素相互作用下，战后的日本国内逐渐兴起了中国观光业。当时，上从具有一定知名度的学者的公式采访，到一般的高中生修学旅行，中国都成为主要的观光目的地。 　　综上所述，随着当时国民经济余裕的产生以及三国间交通设施的健全，日本国内的中国观光业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芥川龙之介于1921年，受大阪每日新闻之托，于1921年4～7月期间，来到中国国土，进行了为期3个月的观光采访。芥川的观光以上海，北京为主要停留地，其间他也周游了江南地区以及长江沿岸。芥川还将此次的旅行经历写成游记，并连载于《每日新闻》（包括《大阪每日新闻》与《东京日日新闻》），杂志《改造》《女性》等报刊。 　　然而，芥川所执笔的中国游记中关于中国的描写，在现代研究中引发了不少争议。以‘上海游记’为例，芥川对上海的风景进行了辛辣的评价：“现代的中国，已不再是古典诗文中的中国。而是现代小说中，猥亵，残酷而又贪婪的中国”。 　　又如，在‘江南游记’中，芥川认为西湖风景过于“纤细”，用日本人的感官来说“一时优美的感觉，在另一瞬间又变成一种不满”。他又称芜湖是“百无聊赖的地方”，认为北京的万寿山是“西太后的低级趣味”[2]等等。 　　对此，2000年之前的先行研究中，芥川的这一系列表现都被理解为其对中国的厌恶。 　　就中国方面的先行研究而言，如祝振媛在《中国游记（特辑 芥川龙之介的作品世界）》[3]中指出，芥川接触未知事物时产生了过剩的恐惧，这种过度反应又导致了其在游记对中国的辛辣表现，而这些表现更加反映了芥川对当时中国保有的狭隘的差别意识。 　　又如刘建辉[4]认为，芥川对中国的认识仅仅停留在表层，他并没有用心审视中国的内在国情，这种态度也导致他即使在与中国的学者，也没有达成深层次的对话。 　　另一方面以日本方的先行研究，则着重于批判芥川的文学表现方式。如在“”中认为，芥川仅仅拘泥于中国的表象，对中国的政治问题毫无关心可言。这一论述与刘建辉的论述也有共通之处。 　　除此之外，1990年川本三郎在《大正幻影》中批评道，芥川的中国游记失去了应有的浪漫意识，认为其游记是‘极其贫瘠，无聊’的。 　　唯一例外的是1997年关口安义的研究。他虽然对芥川的中国之行进行了深入探讨，并对其游记作出了客观评价，但在2000年前，对芥川的游记评价仍然是批判论占绝大多数。 　　然而2000年以后，中国之行相关的资料不断被挖掘出来。除了芥川的游记之外，1921年旅行前后芥川的书信，同时期出版的文学作品，相关人物对其的追忆等等，都成为了有力的研究对象，对芥川游记的研究也日趋成熟。 　　以秦刚为例，他在‘芥川龙之介与谷崎润一郎的中国表象―批判‘中国趣味’的《中国游记》’[5]中指出，芥川之所以在游记中表现出强烈的抵触，其实另有深意。芥川表现中国之旅的方式，相对于同时期的谷崎润一郎来说，更加冷静而犀利。谷崎润一郎更加沉浸于中西相结合的美感中，而芥川则表现出另一番理解。他对欧美文化对亚洲的侵入感到深深的忧虑，并认为‘中国的风景与其吸收的欧洲文明完全不相协调’。 　　在此背后，不得不推测道，芥川某种程度上隐约将日本的国情投影于中国。其对中国焦急的心境，也可以从另一层次上理解为对无条件吸收欧美文化的日本的担忧。 　　在此，不得不提到当时日本的发展现状。1888年以后，随着“东京市区改正事业”等一系列近代化建设的进行，日本原有的传统景观，所谓的“江户风情”也逐渐从城市中消失。一方面吸收欧洲文化进行近代化建设，另一方面又不得不开始兼顾传统文化的背景下，在这个时期，日本的文学家之间兴起了“中国趣味”。通过中国旅行追寻传统文化的踪迹，并写下游记以表达他们对中国的深厚感情。 　　芥川也可以说是如此。走访各地，与当时的中国名家相会面，畅谈中国国情，既对中国传统景观表现出兴趣的同时，又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