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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内涵看中华廉洁文化的发展体系 [ 2011-01-10 ] 沈其新　尹世尤　童小彪 中华廉洁文化是关于廉洁的知识、理论、信仰和与之相适应的表现形式、行为准则、价值取向及其相互关系的文化总和，是中华优良传统文化中的核心要素，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内容。就中华廉洁文化的内涵而论，其发展体系可以归纳为：道德诚信文化向道德伦理文化的跨进、个体价值文化向社会价值文化的拓展、政治伦理文化向政治制度文化的升华，三个相互影响、共同演进的文化体系。 道德诚信文化向道德伦理文化的跨进 中华廉洁文化观念萌芽于中华民族文化形成初期。早在古代氏族公社时期，一位叫皋陶的氏族首领就提出“九德”，即“宽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乱而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塞，强而义”。这里所言“简而廉”是中华文化传统中关于廉洁文化思想的最早记载。可见，中华廉洁文化从萌芽伊始，就成为中华文化传统中的精神文明核心要素之一。但由于当时中华道德观念正处于萌芽时期，还没有上升到社会伦理的高度，形成社会道德规范，因此，中华廉洁文化的内涵仅仅局限在道德诚信范畴，缺乏约束力。 春秋时期，经历“百家争鸣”的洗礼，中华传统文化的主脉———儒学得到迅速发展，中华廉洁文化也逐步形成、发展。这一时期，廉洁思想已成为儒家宣扬的重要的道德思想。儒家认为“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国之四维”，即维系国家生存发展的四大道德伦理和精神支柱。其中，“廉”，即廉洁思想又得到进一步的提升，强调“廉者，政之本也”。不仅仅儒家如此，“百家争鸣”时期的墨家学派也同样强调“廉”在道德伦理中的重要意义。墨家学派最早把“廉”作为重要德性提出来，认为君子之德有廉、义、爱、哀“四行”。墨家将“廉”摆在“四行”之首，与儒家强调“廉”是“政之本”，可谓异曲同工。 “廉”与“贪”自古以来就是两个对立的道德观念。“廉”是一种高洁的美德。孔子认为，在善、能、敬、正、法、辨“六事”中，应当“以廉为本”。《薛文清公从政录》中提出居官七要，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正以处心，廉以律己”。他还进一步分析说，廉洁自律具体表现为三种不同的道德境界：“有见理明而不妄取者，有尚名节而不苟取者，有畏法律、保禄位而不取者。见理明而不妄取，无所为而然，上也；尚名节而不苟取，狷介之士，其次也；畏法律、保禄位而不敢取，则勉强而然，斯又为次也。” 在儒家学说发展的影响下，中华廉洁文化反对腐败文化的道德约束力得到提升，并逐步形成社会公共道德规范，中华廉洁文化的内涵实现了道德诚信文化向道德伦理文化的跨进，廉洁思想不仅是儒家强调的维系国家生存发展的“礼义廉耻”四大道德准则和精神支柱之一，而且是国家政治文明建设的思想基础。中华廉洁文化倡导的精神，就是中华优良道德的精神。 个体价值文化向社会价值文化的拓展 廉洁之德不仅要求官吏奉公守法、不失一念，而且包括能“养民”、“丰财”等重要思想。远古时期，皋陶为虞舜掌管刑狱，他曾经对夏禹说，主持政务的关键“在安民”。周文王祖父古公亶父，讲究道德，推行仁义，受到国人的爱戴。当他所领导的部落遭到西北少数民族进攻时，他对本族人说，“民立君，将以利之”，明确表示自己是由民众所推举，一定要为群众谋取利益。周武王灭亡商朝后死去，由他的弟弟周公旦协助成王管理国家。周公旦训诫周武王的小弟弟康叔说，一定要寻找商代贤人君子和年长的人，并了解殷代兴起、灭亡的原因，“而务爱民”，把爱民作为统治商代遗民的重要任务。远在几千年前，我们的祖先就谆谆告诫人们要安民、利民、爱民。这些说法的具体意义虽有所不同，但其中心思想则指当官者要爱护百姓，为百姓谋取利益，这是一致的。 如何实现中华廉洁文化的社会价值文化内涵呢？儒家价值观念中家喻户晓的“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思想展示出，中华廉洁文化的社会价值是从个体价值拓展实现的。“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一格言分为两个价值层面，“正心、修身、齐家”这只是个体价值文化要求，“治国、平天下”则是社会价值的展现。儒家认为，广大人民群众为全社会提供了衣食住行等全部物质生活资料，又是国家赋税、兵役的主要承担者。离开了人民群众，国家就无法生存。所以儒家反复强调治理国家要“以民为本”，把关心民众、为民众办事当做所有政府的重要任务。廉洁之风的倡导和推行，必然要求执政者以身作则，率先垂范。“上有克让之风，下有不争之俗，朝有矜节之士，则野无贪冒之人。”实践证明，律己足以服人，量宽足以得人，身先足以率人。而律己、量宽、身先都是廉洁文化作风在人格修养上的个体价值的体现；而服人、得人、率人，则是廉洁文化社会价值的展示。 在“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价值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