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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罪认罚从宽中国式构建 　　摘 要：《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要“完善刑事诉讼中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符合我国的协商文化，同时也承载了现代司法宽容精神，有利于优化我国司法资源配置，有效实现繁简分流。我国以审判为中心制度设置的核心是将庭审实质化，因此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构建时既应保证司法资源的合理配置，又贯彻落实庭审实质化，检察机关的职能也应以审判为中心进行设置。 　　关键词：控辩协商；证明标准；选择 　　一、前言 　　检察机关阶段的控辩协商是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重要一环，检察机关通过和当事人的反复多次协商，使被追诉人主动或最终自愿认罪认罚，从而提出相应的量刑从宽建议。[1] 　　二、检察机关控辩协商职能与美国辩诉交易的区别 　　检察机关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的协商职能借鉴了美国的辩诉交易，但并不是生搬硬套，而是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仅是借鉴并非模仿，其与美国辩诉交易在范围、裁量权上存在较大差异。 　　美国的辩诉交易不仅可以和被追诉人达成交易来减轻其量刑，更可以变更其罪名、减少罪数，证明标准也并不高，即使是事实有争议、证据有疑问也可以适用辩诉交易。同时，美国的检察机关也享有较高的自由裁量权，检察机关可以直接根据案件情况作出相对不起诉的决定，其实质上享有一定程度的从宽决定权，部分根据法律应予以起诉的案件，经双方协商交易后可由检察机关直接作出相对不起诉的决定。但在我国这是无法实现的，我国现在的司法改革是以审判为中心进行的改革，不允许检察机关在未经法院审判的情况下作出不起诉的决定，检察机关也不得以变更罪名、减少罪数来换取被追诉人的认罪认罚。笔者认为，我国认罪认罚的证明标准必须同一般案件一样，为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这是因为我国刑事司法的一大弊端就是过于依赖口供证据，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设立为办案人员提供了大量的口供，若此刻将证明标准降低处理，口供问题将会越来越严重，较易导致侦查人员为了获得口供而对被追诉人进行引诱、逼供，形成冤假错案，因此证明标准不应降低，但相关证据规则可以适当进行简化，以节约司法资源。 　　三、检察机关在认罪认罚从宽中的职能设置 　　（一）与被追诉人进行协商的职能 　　在审查起诉阶段，检察机关起到了一个协商的作用。一般在该阶段，犯罪嫌疑人可以分为二种，一种为在侦察阶段即作出了认罪认罚的犯罪嫌疑人，对于这类人，检察机关无需行使其协商的职能，仅需审查认罪认罚的自愿性和真实性，便可做出相应的量刑建议；第二种为在侦查阶段尚未作出认罪认罚的犯罪嫌疑人，与这类人交涉的过程即为一种控辩协商的过程。检察官通过向犯罪嫌疑人阐明认罪认罚可能会给予的从轻量刑，向其言明其中的利害关系让犯罪嫌疑人自愿作出对犯罪事实的承认，认可可能带来的刑罚和程序。这一阶段职能的行使对办案人员的专业水平要求非常高，其需要良好的协商技巧。 　　（二）对量刑、程序适用提出建议的职能 　　虽说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只是个建议，但应赋予其较大的参考性，法院最终所判刑罚不应与其相差太多。这种情形下的建议权类似于辩诉交易中的自由裁量权，只是检察机关并不能直接作出不起诉或是减轻刑罚的?Q定，而是必须要经过法院的审判才能得出，而且允许审判结果和检察官的建议有合理差异，这样的设置符合我国现在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司法改革。 　　（三）对侦查阶段做出的认罪认罚进行审查的职能 　　侦查阶段，检察机关并不负有让被追诉人作出认罪认罚的行为，但在改阶段犯罪嫌疑人有权自愿主动作出认罪认罚，侦查机关应及时将其行为记录在案，作为案卷材料一并移送给检察机关。检察机关应对移交的材料进行审查，通过与犯罪嫌疑人沟通交流，来确定其认罪认罚作出的自愿性和主动性，为接下来的协商打下基础。 　　四、检察环节认罪认罚从宽程序的运行 　　（一）启动程序 　　认罪认罚从宽的启动应以认罪认罚的作出为标志，不同的阶段其启动程序也具有不同的内涵。在检察机关审查起诉阶段，除了犯罪嫌疑人可以启动该程序外，检察机关也可以主动启动该制度以和犯罪嫌疑人协商，但最终的结果仍应是犯罪嫌疑人自愿做出的。侦查阶段和法庭审理阶段也可以启动认罪认罚从宽，但应是被告人主动提出的，因控辩协商职能应仅有检察机关享有，这样才能做到审前分流，减轻法官的压力，进而实现制度设立之初优化资源配置的目的。 　　（二）适用范围 　　美国的辩诉交易将两类案件排除在外，一类是未成年犯罪案件，因未成年人心智尚未成熟，不具备协商的行为能力，容易受控方或者律师的威胁或诱导；另一类是犯罪性质较严重的案件，比如美国的叛国罪、间谍罪等。[2]这点对我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构建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三）适用阶段 　　关于适用阶段的划分，应分为三部分进行讨论。 　　1.认罪认罚的作出 　　适用于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