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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颁布施行意义三个维度 　　摘 要：《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颁布施行的意义，可以从三个维度来认识：其一是现代民主政治理论框架下，公权力授受关系的准确体现；其二是“党政分开”的强有力推手；其三有利于推进党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党内问责制；三个维度 　　中图分类号：D8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7）03-0128-03 　　关于党内问责制，暂时还没有一个比较权威的定义，但根据2016年6月28日最新审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为行文方便，以下简称《条例》）的内容以及学术界约定俗成的标准，笔者认为，党内问责制是指党中央或有管理权限的党组织，依照法定的职责、权限和程序，追究在党的建设和党的事业中失职失责党组织和党的领导干部的主体责任、监督责任和领导责任的制度。《条例》是对2009年5月22日通过并实施的《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的升级与完善，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向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是从三个方面探讨《条例》颁布施行的重大意义。 　　一、现代民主政治理论框架下公权力授受关系的准确体现 　　从君主专制到现代民主政治，?嗔Φ氖谑芄叵捣⑸?了质的改变。在封建王朝，人们认为上天赋予了君主统治国家的权力，任何人都不得篡夺，并且这种权力还要凭借血缘关系一代一代地继承，这就是所谓的“君权神授，王权世袭”。在现代民主社会，民主是政治的核心，国家的权力属于人民，人民把一部分权力让渡出来组成一个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国家，这就是所谓的“间接民主，公民社会”。人民用什么样的方式把权力让渡出去呢？那就是“选举”，被选举对象要向选举主体负责。那么，运用现代民主政治理论框架下的权力让渡逻辑，我们同样可以分析一下党内问责制到底是基于什么样的准则与权力逻辑而产生的，并要如何进行完善。 　　有学者认为，目前，“我国权力关系的基本格局是两套权力系统并存。一套是居于领导、执政地位的‘党’的权力系统；另一套是以全国人大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政’的权力系统。”[1]这两套权力系统的基本框架分别为“党员―党代会―党委”和“选民―人代会―政府”。在“党”的权力系统里，最高权力主体是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然后由其选举出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同样，党的各级代表大会选举出同级党委和纪委，然后再由各级党委指派党组、各级纪委指派纪检组。不管是选举还是指派，都是一种授权的方式。当掌权者――也就是被授权的一方―不能很好地承担职责和履行义务的时候，就理应受到权力授予者的问责。也只有来自权力授予者的问责，才是最有效的问责。因为权力授予者既可以授予权力，也可以回收权力。来自掌握“生杀大权”者的问责，才最具震慑力。所以，授权的链条与问责的链条应该是相互一致的、同方向的。 　　问责的链条来自于授权的链条，那么问责就具有正当性。依据此正当性就可以确立党内问责制的两个核心要素之间的关系。这两个核心的要素，一个是问责主体，另一个是问责对象。《条例》中明确规定，问责主体是党中央和有管理权限的党组织；问责对象是各级党委（党组）、党的工作部门及其领导成员，各级纪委（纪检组）及其领导成员，重点是主要负责人。首先，该条例在问责主体与问责对象的设置上是符合授权链条的权利逻辑的。那么，如何理解“有管理权限的党组织”呢？从下往上看，某党组或纪检组失职失责，就应该由批准成立该党组的党组织进行问责；下级党组织失职失责应该由上一级党组织进行问责；各级党委失职失责应该由同级党代表大会或上级党组织（上一级党委）进行问责，但理应首先遵从同级党代表大会的决定。由于各级党代表大会每五年举行一次，因此在各级党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就应由上一级党组织代行问责；《中国共产党章程》明确规定，党的最高领导机关，是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它所产生的中央委员会。所以，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是最高问责机关，拥有最终问责权。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每五年召开一次，在闭会期间，其职权应该由党的中央委员会代为行使。那么，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又应谁来向党的中央委员会问责呢？在这里，就涉及党代会常任制的问题了。1956 年4月28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总结讲话》 中讲道：“是否可以仿照人民代表大会的办法，设党的常任代表。我们有人民的国会，有党的国会，党的国会就是党的代表大会。 我们已经有十年没有开党的代表大会了，有了常任代表制度，每年就非开会不可。是否可以考虑采用这个办法，比如五年一任。这还没有写到党章草案上去，提出来请大家考虑，看是否可以。”[2]1956年9月16日，邓小平在党的八大所做的《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着重阐述了党代会常任制的重要意义：“代表大会常任制的最大好处，是使代表大会可以成为党的充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