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讯问职务犯罪嫌疑人同步录音录像制度法理学分析 　　摘 要:最高人民检察院将录音录像制度引入职务犯罪侦查过程中,是一种制度创新。制度形成的外在原因与其所服务的特定诉讼人有关,回应了这些诉讼人的以及社会的特殊需求。制度体现了自觉接受监督、尊重和保障人权、程序公正和制度创新的检察理念。制度使侦查活动纳入到技术的合理性控制之下,体现了技术对法律的影响。 　　关键词:同步录音录像;制度;检察;理念;技术 　　 　　根据党的十六大和中央关于推进司法体制改革的部署,最高人民检察院于2005年8月制定了《关于进一步深化检察改革的三年实施意见》。在“创新检察工作机制,规范执法行为”部分中,提出了进一步规范检察机关侦查工作,在办理直接受理立案侦查的案件中逐步推行讯问犯罪嫌疑人、询问证人等收集言词证据活动的全程录音、录像制度。这是最高人民检察院首次提出建立讯问职务犯罪嫌疑人同步录音录像制度。2005年12月15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印发了《人民检察院讯问职务犯罪嫌疑人实行全程同步录音录像的规定(试行)》,按照“分步实施、稳步推进”的原则,在全国检察机关推行该制度。在2005年,绝大多数检察院已经实现同步录音,各省级检察院、省会市检察院和东部地区地市级检察院实现了同步录音录像,2006年、2007年和2008年全国检察机关继续推行和完善讯问职务犯罪嫌疑人全程同步录音录像制度。[1] 　　最高人民检察院将录音录像制度引入职务犯罪侦查过程中,“是检察机关顺应法治进步的时代潮流、积极应对职务犯罪侦查工作面临的挑战的一项重大创举,在检察事业的发展历史上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2]本文拟对这项制度形成的外在原因和内在理念以及从技术对法律的影响视角从法理学层面予以分析。 　　 　　一、讯问职务犯罪嫌疑人全程同步录音录像制度形成的外在原因 　　 　　建立这一制度的直接原因是“为加强对检察机关自身执法办案的监督,规范侦查讯问活动,保障严格执法、文明办案” [3],进而加强了人权保障,提高职务犯罪侦查水平。 　　长期以来,检察机关在办理职务犯罪案件过程中,特别是受贿犯罪的侦查,在现有证据规则体系下,由于缺乏其他???接或者间接证据(尤其是缺乏物证)而不得不过度依靠犯罪嫌疑人的供述。因此,检察机关和检察人员往往为了迅速及时获取口供以突破案件获得实体正义而忽略了程序正义[4],在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之间形成了一定的张力。此外,还是因为口供的极端重要性,由于犯罪嫌疑人的供述和辩解属于极易发生变化的言词证据,传统的由检察人员制作的讯问犯罪嫌疑人笔录和犯罪嫌疑人自行书写的交代材料均不能牢固固定口供[5],也不能客观真实地反映出获得口供的全面情况,因此,犯罪嫌疑人翻供现象时有发生。最后,为了“合理”利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个别犯罪嫌疑人诬告陷害检察人员在讯问过程中有刑讯逼供行为。由于侦查讯问行为的封闭性以及社会观念的习惯性推定,往往使检察人员有理难辨。因此,为了解决检察人员和犯罪嫌疑人之间的紧张关系和相互冲突,既保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利,也保障检察人员不受非法干扰行使检察权,同时也是为了固定犯罪嫌疑人口供,保障案件质量,最高人民检察院创造性地将录音录像技术引入到讯问职务犯罪嫌疑人程序中,建立了讯问职务犯罪嫌疑人全程同步录音录像制度。[6]所以,制度建立的真正原因在于“制度所服务的特定诉讼人有关,回应了这些诉讼人的以及社会的特殊需求。”[7] 　　因此,从这一角度出发,有助于使我们更好地理解讯问职务犯罪嫌疑人全程同步录音录像制度。 　　 　　二、讯问职务犯罪嫌疑人全程同步录音录像制度形成的内在理念 　　 　　任何制度的背后都必然存在一定的理念作为依据和支撑。理念是贯彻在具体的制度和实践之中的,作为其基石而存在的。理念应该是在制度建立之前确立并通过制度和实践表达和验证的。同步录音录像制度的建立和运行,体现的是检察机关和检察人员司法理念的转变,这不仅仅是制度的创新与发展,更是检察理念的创新与发展。“检察理念就是对检察制度的本质属性和内在规律的认识,是引导检察职能行使的高度概括的指导思想。检察理念具有独特性、深层次性、时代性和相对稳定性。”[8] 　　首先,同步录音录像制度体现了自觉接受监督的理念。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任务。检察机关牢固树立了监督者必须接受监督的观念,始终以积极主动的姿态,切实把强化自身内部监督制约放到与强化法律监督同等重要的位置。长期以来,“职务犯罪调查权没有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制约系统,容易使人们提出谁来监督‘监督者’的问题。”[9]检察机关做出的回应之一就是建立同步录音录像制度,切实防止和纠正检察机关查办职务犯罪案件中执法不严的问题,体现了“改革和完善检察机关内外部监督制约制度,保障检察权的正确行使”的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