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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译者对圣经汉译理论探索 　　摘 要: 从唐代到1919年“官话和合译本”问世期间，圣经汉译的主体以来华西方传教士为主。他们在探索圣经汉译方法过程中提出了“本文本意”、“译者的双重责任”、“译者易也”、“非字面翻译”、“文学品味”等翻译思想。这些翻译思想理应成为中国翻译理论的一部分。 　　关键词: 圣经汉译；西方译者；翻译思想；中国翻译理论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544(2007)01-0087-05 　　 　　Abstract: From the Tang Dynasty when the Bible was introduced into China to 1919 when the Mandarin Union Version was published, Chinese Bible translations were mostly prepared by western translators who came to China as missionaries. These foreign translators, based on their practice of rendering the Bible into Chinese, advanced such ideas as “adherence to the original meaning”, “a translators two-fold duty”, “translation involving changes”, “non-literal translation” and “literary beauty”. These translation ideas should be accepted as part of the heritage of Chinese translation theories. 　　Key words: Chinese Bible translation； western translators; translation ideas; Chinese translation theories 　　 　　1． 引言 　　 　　苏姗?巴斯奈特（Bassnett, 1995）指出，正是从圣经翻译和奈达等当代翻译家的理论阐述中，如今的大部分译学研究才获得了理论根基。圣经翻译活动是世界范围内圣经翻译的一个主要分支，且具有自身的特点。自唐代（公元635年）开始出现圣经译介活动到1919年“官话和合译本”问世这段时期，圣经汉译的主体以西方来华传教士为主。他们从西方带来了《圣经》，在翻译过程中很大程度上遵从西方教会的权威解释和西方圣经翻译传统。但是，置身于缺乏宗教热忱的中国文化这一特殊语境，面对熟读经书的封建士大夫和文人，他们也要探索翻译圣经的有效方法和接受效果。本文试图追索圣经汉译历史，挖掘和整理西方译者提出的圣经汉译思想，明确其在中国翻译研究中的理论价值。 　　 　　1． 唐代的圣经译介：以佛老释耶 　　 　　发生在公元前3－2世纪期间的《希伯来圣经》（即《旧约》）的翻译，产生了著名的《七十子希腊文本》（The Septuagint或The LXX）。此为最早的圣经翻译活动，而古叙利亚文《旧约》译本是仅次于《七十子希腊文本》的古老译本，古叙利亚文《新约》译本是最古老的《新约》译本。唐贞观九年（公元635年），在波斯流传的基督教聂斯托利派（the Nestorians）传教士阿罗本（Alopenzz）带着“真经”（即古叙利亚文《圣经》译本）来到中国长安，开始翻译《圣经》（但是没有存本。见李传龙,1998:4;文庸,1992:31）。由此可见，欧洲主要的民族语（如英语、德语、法语、西班牙语）圣经译本的出现均晚于中国的“景教本”。初来中土的西方圣经译者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如何使自己的宗教概念“本土化”，为此，他们在诠释圣经重要概念时采用了三种方法： 　　1） 用“经”命名自己的典籍，以示《圣经》与中国经典和佛教经典具有相当的文化地位。 　　2） 借用现成的佛、道概念介绍自己的主要宗教概念。如用佛、道两教通用的词汇“天尊”指“上帝”；涉及教义概念的关键词则借用现成的佛教概念和名词，如“妙身”、“慈航”、“真宗”、“功德”等。 　　3） 采用音译翻译重要圣经人物的名字。耶和华音译为“（慈父）阿罗诃”，摩西音译“牟世”。翻译“耶稣”一词，更是十分小心，“耶稣”曾被音译为“移鼠”，后来为了优雅起见译成“序数”、“翳数”。大卫、马太、马可、路加、马利亚分别音译为“多惠”、“明泰”、“摩矩辞”、“卢伽”、“末艳”（邹振环,1996:36-40；李宽淑,1998:16-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