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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昆曲与时代文化潮流关系 　　昆曲发展至今已有六百多年的历史。历史上，昆曲与时代文化潮流大体存在紧密期、脱节期、探索期三个阶段。当昆曲大兴，风靡一时之际，昆曲本身即引领时代文化大潮，文化潮流中的新兴因子如能为昆曲所用，能使昆曲更紧贴时代，保持新鲜与生命力。昆曲在其发展的不同阶段与文化潮流之关系影响到了昆曲之命运。 　　一、紧密期 　　此阶段从元末顾坚改进昆山腔一直到清代“花雅之争”前。这一时期是昆曲由兴起到发展再到全盛的上升期，也是与时代文化潮流关系密切的时期。昆曲以兼容并蓄、不断学习吸纳的态度对待流行事物，形成了自己的特征，奠定了在戏曲界的地位，本身也引领了这一时期的文化潮流。 　　首先是音乐。顾坚改革流行于昆山的南曲，即昆山一带的里巷歌谣，这使得昆山腔既出于民间，又在一开始便与文人士大夫趣味联系在一起。其后魏良辅的改革对昆山腔的兴起，起了重大作用。他吸取了当时流行的海盐腔、弋阳腔等地方戏曲的诸多长处，又发挥昆山腔自身流丽悠远以及北曲结构严谨的特点，运用北曲的演唱方法，形成了集南北曲优点于一体的新声。另外，乐器方面，魏良辅改昆山腔清唱形式，以笛、箫、笙、琵琶等为伴奏乐器，形成了昆山腔细腻优雅的特点。从昆山腔的兴起来看，它同时吸收了当时南方的民间流行乐曲和声腔的优点以及成熟的北曲之优点，又对当时的乐器善加利用，这是对当时流行的音乐文化的巧妙吸收运用。而昆山腔也善于吸纳新的曲调，将南北曲加以融合，创造出南北和套的结构形式。这样，改革后的昆山腔引领潮流，形成“四方歌曲必宗吴门”，人人争学昆山腔的情景。 　　从文人角度考察昆山腔与时代文化潮流关系，明中后期文人参与戏曲活动，实现了昆曲与时代学术思潮的深层次融合。 　　首先是文人写剧风气。最先用昆山腔写作传奇的是梁辰鱼，当时的梁辰鱼是戏曲界的热门人物，歌儿舞女，以没有得梁辰鱼亲授为不祥，他写作的《浣纱记》是当时士人、百姓关心的“昏君宠幸奸佞而误国”的题材，因而盛行于世，对昆山腔的发展繁盛起了重大促进作用。明代前期，文人写剧较少，明中后期文人戏曲创作广为盛行，昆山腔由于流行而颇受欢迎，所以文人的传奇创作多用昆山腔演出。明代后期，由于朝政腐败、社会黑暗，东林党等反权奸、市民暴动等事是当时社会关注的热点，明代文人大胆用传奇这种形式创作了大量时事剧，这些时事剧一方面反映了社会热点，也间接赋予昆曲关注现实的特征和更强的生命力。 　　明代将程朱理学确立为官方统治哲学，明成祖还编纂《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颁行天下，从科举应试到学校教育，内容都是以被明代统治者精心修改过的儒家经典为主，这也使理学走向僵化，由此反理学声音出现，心学大盛，有识之士高举“情”的大旗反对理学禁锢，如李卓吾、汤显祖等，反礼教、倡真情的传奇作品盛行，昆曲也就随之反映、宣传了心学思潮。 　　明代后期到清初，文人贵族蓄养家班也是一种流行风气。由于昆山腔的流行，家班主要以唱昆曲为主，文人自己写剧并由家班排练，成为当时之雅事。如李渔、阮大铖的家班都闻名一时。家班主人一般精通音乐，他们能亲自指导艺人，因此演员水平较高，进而促进了昆曲表演艺术的发展。 　　其次，明代文人还喜好集会、喜好狎妓。每年文人都在苏州举办虎丘曲会，引来观者如云，这自然也提高了昆曲的影响力。明代文人狎妓风气，客观上使得一部分歌妓昆曲表演技艺高超，促进了昆曲在文人、歌妓间的流传发展。 　　可见，昆曲的发展与明末清初文人贵族阶层流行的文化风气有很大关系，也形成了昆曲的文士化趣味、辞曲高雅等特点。在文人主导戏曲的明代，昆曲在上层社会流行，占据着戏曲的主流地位，在全国发展繁盛，但同时也埋下了衰落的根由。 　　第三，从昆曲的适应性来看。昆曲的特点之一是载歌载舞，抒情性强，武戏本非昆山腔表演所长，擅长武戏的是弋阳腔。昆山腔吸收了弋阳腔表演武戏传统，把武术杂技舞蹈化，融入昆山腔表演，使昆山腔武戏获得特殊发展。明代末叶，弋阳诸腔的传奇演出风行南北，生动的情节、热烈的场面吸引了广大观众，昆山腔传奇难以匹敌，于是明末清初的艺人通过演出实践，紧缩凝炼、删除枝节，又从剧中选出特别精彩的一出或数出，加以充实、丰富，使之成为可供独立演出的短剧，由此“折子戏”诞生。“折子戏”以其生动的内容、细致的表演、多样的艺术风格，弥补了剧本的缺陷，适应了当时社会审美趋势，增强了竞争力，给乾隆、嘉庆年间的昆曲演出带来了生动活泼的局面。 　　第四，昆山腔在舞台美术方面，也体现出与文化潮流之密切关系。在服装方面，就吸收了不少明代生活服装的样式，经过艺术化加工，使其具有了“艺术化服装”特点。如明代中后期赐蟒极滥，各色人等，虽未获赐，也公然服蟒，戏场上也就仿制起来，解决了皇帝的服装问题；另外，明万历年间，顾绣流行四方，昆山腔服装，也采用顾绣作为装饰，使得其服装更具观赏性。 　　综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