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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明代边疆史籍编纂体裁新发展 　　〔摘要〕明代边疆史籍内容丰富，体裁以编年体、纪事本末体为主。编年体边疆史籍以时间为中心的编年体叙事方法在前朝基础上继续发展，在记载人物上则有所创新；纪事本末体边疆史籍开始大量出现并发展变化，选材灵活多变，数量众多，叙事具有完整性，史论与纪事本末体有机结合。 　　〔关键词〕边疆史籍；编纂体裁；编年体；纪事本末体 　　〔中图分类号〕 K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689（2010）04-0154-04 　　 　　有明一代，边疆史籍的编纂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和进步，在明代史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所谓的明代边疆史籍是指明代所撰有关明代边疆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地理等内容的专门史籍，包括明代边政史籍、边防史籍、边疆战争史籍、边疆民族史籍等等。 　　明代边疆问题内容繁多，涉及面宽泛，要进行史籍的编纂，将这些内容充分而又恰当地表现出来，则需要选择一定的形式。在史书编纂中，其内容和形式是辩证统一的，内容固然决定形式，但内容也必须借助一定的形式来体现。在丰富的中国古代史学发展中，汗牛充栋的史书在编纂中采用了不同的表现形式，这种表现形式，史学上称之为史书的体裁，也就是指史籍的具体结构形态。由于受到传统史书编纂中体裁发展变化，以及边疆问题自身的特点影响，明代边疆史籍的编纂在体裁上以编年体、纪事本末体为主，前者在继承的基础上有所创新，后者则是首次在边疆史籍修纂中加以运用。据此，探讨明代边疆史籍编纂方法的发展变化，揭示其规律，可以充分挖掘出史家主观因素和历史客观因素相互作用对史籍修纂的影响，从中得到历史编纂学的宝贵的经验和教训。 　　一、编年体边疆史籍的发展和创新 　　先秦以降，边疆史籍的撰述数量众多，但从其体裁上看，则大多以传记体和方志体为主，体裁形式相对比较贫乏和单一，具有一定的局限性。这种局面在明代得到了根本的改观，随着明代边疆问题的发展，以及史学学风的转型，边疆史籍的修纂呈现出繁荣发展的旺盛景象，边疆史籍体裁在继承前代的基础上，有了自身的新变化，这种变化首先表现在编年体史籍的发展和创新上。 　　所谓编年体史书，即是以时间为线索的历史编纂方法编纂而成的史书，其基本特征是以时间为线索，按年、时、月、日顺序排比记述史事，即所谓“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1]，年年相续，从不间断。内容以叙事为主，兼载人物和言论，叙事方法以顺序为主，间或追叙往事，预述后果。其最大优点是对同一时间内各方面的大事能兼载并蓄，上下若干年的历史进程如线串珠，既便于考察一代之兴衰，也便于纵观一时之大势，而且，“理尽一言，语无重复”[2]。 　　自《春秋》草创编年体裁以后，编年体不断发展，历经了两汉迄唐的确立，直至北宋《资治通鉴》对编年体的臻于完善，此后进一步成熟。在这一发展过程中，编年体史著前接后续，连绵不断，数量庞大。但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史著中，明代以前的边疆史籍在其著述中却鲜有完全采用编年体为其体裁，且体裁相对比较单一。这一现象到了明代有了根本的改观和变化，边疆史籍著述中出现了大量的编年体史籍。导致这一状况出现的原因固然有史籍著述自身发展不断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的因素，但更多的是明人在前代基础之上孜孜不倦的追求和创新，以及边疆问题自身发展对史籍规模要求的结果。因为采用编年体体裁可以详细交代历史问题发生发展的来龙去脉，体现出其嬗变过程。故此，明代出现了一大批编年体边疆史籍，具有代表性的有金幼孜前后《北征录》、杨荣《北征记》、刘定之《否泰录》、采九德《倭变事略》、徐学聚《嘉靖东南平倭通录》、佚名《嘉靖倭乱备钞》、傅国《辽广实录》等。其发展和变化主要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一）以时间为中心的编年体叙事方法继续发展。历史叙事是史家对史料进行合理的剪裁、考辨，并按照一定的体裁、体例和文学技巧将其叙述出来，尽量恢复历史本来面目的工作。它体现出史家驾驶历史资料和状写复杂历史事件、人物的能力，同时也是衡量史家的素养，评判史家识见高下和史著优劣的一个重要尺度。自古以来，我国史学史上就把善于叙事的人称作“良史之才”，并有“史家称美者，以叙事为先”[3]的评价，反映的都是以叙事作为史家、史著的高下评判标准。明代边疆史籍需要反映边疆问题的发生发展，选择了以叙事见长的编年体体裁。编年体以分年布事为叙事的基本特征，这一特征决定了它的叙事是以记事为主，沿着时间线索纵向延伸，编年体的明代边疆史籍概莫能外。前后《北征录》、《北征记》等叙事特点就是按照历史发展的时间顺序，将特定边疆问题或边疆事件以线性的方式，一一排列记载下来。如前后《北征录》分别以时间为顺序，记永乐八年（1410）夏历二月至七月以及永乐十二年（1414）三月至八月作者扈从明成祖北征蒙古事迹，二书均逐日记载，连绵不绝。同样，《北征记》则为杨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