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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明初人口政策 　　摘要：明初的人口政策，是在历经元末战乱后社会残破、百废待兴的形势下制定的，处处体现出“农为国本”和“休养生息”的时代特色。这些政策包括鼓励增殖人口、实行移民、释放奴婢、限制僧道数量、养老助残、同姓不婚等。由于推行积极的人口政策，收到了较好的成效，经过几十年的休养生息，全国人口和耕地面积均有了较大幅度的增加，为以后的经济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关键词：明初；人口政策；成效 　　中图分类号：K24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142(2006)03－0059－06 　　明代是中国历史上人口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从文献记载和学术界的研究来看，这一时期的人口问题呈现出许多鲜明特色，其中的人口政策就体现了这种特色。明代的人口政策，一方面继承了中国数千年来注重人口增殖的传统做法，具有延续性；另一方面又与当时的社会形势紧密相关，尤其是明初，将人口问题作为巩固政权、发展经济、稳定社会、安抚民心的一项要务而高度重视，具有时代性。下面对这一问题略作探讨。 　　 　　一 　　 　　朱元璋所建明朝，是在历经元末战乱，继而削平群雄、推翻元蒙的基础上创立的。建国之初面对的是社会残破、百废待兴的艰难局面。 　　由于元后期统治者的贪婪腐朽，对人民实行残暴统治和敲骨吸髓的剥削，加上长期的战争，中原各地、大江南北经济凋敝、百姓流离失所的景象比比皆是，人口损失亦非常严重。在元末战乱中，河南、山东、河北是主要的战场所在地，因而遭受的破坏也最为严重。明初，中原地区到处野草丛生，“人民稀少”。[1](卷34，洪武元年十二月)从开封到黄河以北，“道路皆榛塞，人烟断绝。”[1](卷29，洪武元年闰七月)徐达、常遇春率师北伐，渡过黄河后所看到的“多是无人之处。”开封府所属延津县，当地居民只剩数十家；[2](卷9(重修大觉寺记))卫辉路所属获嘉县，“户口土著不满百”。[3](卷5)中原名城开封，因人口锐减，由上府降为下府。山东济南府一带，因人口稀少，耕种乏人，“近城之地多荒芜。”[1](卷53，洪武三年六月)兖州府则是“人行终日，目无烟火”。[4](卷9)在河北顺天府地区，当徐达所率北伐军抵达后，见到的是一派荒凉景象，“户口凋残，十室九空”。[5]作为元朝国都所在地，已不复现昔日繁华的景象。真定府一带在历经兵燹之后，土地荒芜，人口损耗，“旧有存者，十仅二三。”[6](卷6《事纪》) 　　中原地区人口损失严重，江淮及南方广大地区亦是如此。江淮和南方地区也是各种武装势力长期角逐的战场。唐宋以降，由于东南地区经济发展已从总体上超过北方，成为粮饷物资和财富的主要供应地，因而为各种政治势力所重视。在元末农民战争中，这里也成为元军、朱元璋起义军、各种地主武装力量不断争夺的地区。所以，战争对该地区造成的破坏也非常之大，例如常德府所属各县，由于战争，人民纷纷逃往他乡，致使“土旷人稀，耕种者少，荒芜者多。”[1](卷250，洪武三十年二月)再看扬州府，扬州在历史上长期作为一座名城而享誉天下，宋元以来更以其水陆交通便捷成为长江中下游地区的繁华商业都市。然而在元末战乱中，这里相继被各种武装势力所占据，饱受摧残，昔日繁华景象荡然无存。特别是被地主武装青军元帅张明鉴占据后，因搞不到粮食，就大肆杀戮城中百姓以充军粮。龙风三年(1357年)，朱元璋部将缪大亨攻克扬州，张明鉴投降，“城中居民仅余十八家，”[1](卷5，丁酉冬十月)人口损失惨重。苏州、嘉兴历来以繁华著称，但是经过战乱后，苏州已是“邻里殆空”，[7](卷57《先世事略》)嘉兴则是“城中燔毁者三之二，民遇害者十之七。”[8](卷8《志苗》)人口史专家王育民先生以明初常州、湖州、杭州三府及浙江行省的户口数为例，与元时期上述三府的户口数进行了对比，得出的数字分别是元朝的66．8％、66．8％和52．7％，而浙江行省的户口数更是远远少于元时期。[9](p407－408)除以上所举外，全国其他经历过战争的地区也大都如此。 　　上述情况对创建大明基业的朱元璋来说，是深有认识的，他深知这一问题的严重性，也深知其对新兴王朝安危的重要性。因此，当务之急就是尽快使百姓得到休养生息，尽快使社会得以恢复元气。他在不同场合多次谈到这一问题并下诏蠲免各地赋税：吴元年(1367年)正月，他曾对中书省官员说：“予尝亲历田野，见人民凋敝，土地荒芜，失业者多。”究其原因：“盖因久困兵革，生息未遂。”[1](卷17，吴元年正月)因而先后免除了太平、应天、宣城及徐、宿、濠、泗、襄阳、安陆等府郡税粮。其后在谈到中原地区时，他很感慨地说道：“中原之民，流离颠沛，尚无所归。吾乃积粟控弦于江左，坐视民之涂炭而莫之救，岂不负上帝好生之德，愧古圣人爱民之心哉!”[1](卷18，吴元年五月)洪武三年(1370年)在一道诏书中谈及蠲免河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