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清末民初江南地主租栈经营.docVIP

试析清末民初江南地主租栈经营 　　内容提要：在20世纪前期剧烈的社会政治变迁中，绅士地主仍然作为权力机构的主体活动于乡村，只是此时的绅士构成并非局限于功名、身份，其来源和出身呈多元化趋势，其阶层构成要素有所变异，然而绅士之传统功能和角色却并无质的变化，仍具有代表地主权力机构性特征。但伴随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国农民摆脱绅士地主和地方权力控制斗争加强，抗租事件随乏增多，由于中国地主制度在20世纪仍具有较强的生命力和奠基力，活动空间较大，故更愿意选择类似于“租栈”的专门机构进行收租，进而导致了城居地主和乡民之间本已动摇的联系变得更加松散，而得以维持其统治的只有“租栈”制度。 　　关键词：租栈　江南　地主　剥削和控制 　　中图分类号：K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05(2010)03－41－46 　　 　　“租栈”是清代苏州地区出现的专替地主收租的一??机构，是地主进行规模剥削并对其拥有的土地进行规模管理的一种组织模式，也是地主阶级勾结官府压迫剥削农民的具体体现。清同治二年，因官府征收大批军费、政费，苏州的一些大地主请求官府同意设立“收租局”，言明收租事务如果能够顺利完成，在租款项下，可以抽出一定的款项贴补官用。因此，清朝政府同意了这个办法，并且指派了官吏专门主持“收租局”，掌握收租事务。后来，“收租局”取消，地主们沿用收租局模式自行组织了“租栈”。“租栈”一般在县城设立总栈，在各乡镇设立分站，各分站管若干佃户。作为历史上存在的一种现象，剖析其形式存在的本质特点，有利于我们对封建社会的认识和把握，更有利于解决城乡矛盾而促进社会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健康发展。 　　 　　一、“租栈”设立的背景 　　 　　“租栈”表面上是地主阶级自己组织的收租机构，可是在实质上，它仍然是与当局分不开的。也就是说，租栈通常是由有官方背景因而具有相当地方势力及社会地位的绅士地主所设立并经营的。为什么要有这样的组织模式?一是当时佃户抗租事件经常化，二是绅士地主的城居化。 　　 　　1、佃户抗租事件经常化 　　租种租栈管理的土地的佃农其耕种规模是很小的，远低于维持其生存所需的水平，外加租赋很重，佃户无法满足自身的温饱，解决本身的生活问题，地主又利用政治和经济的强势，逃避赋税，将庞大的赋税额转嫁到农民身上，导致个体经济更加恶化。这样抗租事件的出现也就成为了必然。 　　江南是历史上最为突出的重赋区，清康熙年间的江苏巡抚韩世琦曾说：“然财富之重，首称江南，江南赋税独重的局面，清代之最”。上层官员把多项租税加在地方上，而地方绅士地主为了保护自己的切身利益，改变过去的传统收租模式，变直接收租为“租栈”经营。随着地主的土地经营权的丧失，地主和佃户之间产生了空间的隔阂，佃农从新的经营模式中获得了一定的好处，商业化程度的加深又使得他们因手工业生产而获得更多的资金，提高了自主经营的主动性。但是地主却在土地管理上变的异常困难，难以在扩大的剩余产品中夺得其应得的一份，佃户和地主之间的矛盾开始加深，再加上连年的自然灾害更是加剧了地主与佃户之间的竞争，使得佃户不愿意把自己的劳动成果交给地主，产生了抗租心理。 　　但是，由于政府在土地所有者(地主)和土地经营者(佃农)之间起到了桥梁纽带的作用，使得两者之间的矛盾得以缓和，而佃户的抗租事件日益激烈，有些地主收不到多少地租。不少地主“但有认田之名，而无收租之实”。19世纪中叶，江南地区接连发生了两拨抗租运动，以苏州和嘉定县最为激烈。抗租事件的发生主要以佃租、佃租滞交金、佃租更新时的礼金增加、地主提前榨取佃租及残害佃农等为理由，而一些靠镇压农民起义发迹的“军功”地主，则直接动用原来镇压起义的乡勇等地主武装催租逼佃。同时，由于“粮出于租，租出于佃”，租赋同源，封建官府不仅纵容地主残害佃农，而且直接动用粮差等官府暴力手段替地主催租逼佃。这样，一度出现的松弛趋势又开始消失，超经济强制逐渐恢复并强化，广大佃农再次陷入水深火热之中。 　　据村松?v次教授研究，在1905至1917年期间地主租栈的地租收入激增，这个证据的确提醒了人们，地方上层人物能够把王朝最后几十年因增加税收而产生的负担转嫁给佃农的现象十分严重。租额超过佃户的负担能力，佃户往往不能足额交租。故在租米中掺杂各类的糠谷，并阻止地主的船舶进入港湾出口，托运米粮，凡此种种，都是抗租佃户抗租行为的表现。 　　 　　2、绅士地主的城居化 　　松村佑次教授指出“租栈”产生的另一个背景是伴随绅士地主的城居化产生的。一般来说，租栈主都是绅士，他们受地主的委托，作为代表经营着成千亩土地并且管理耕种土地的佃户。因此，地主所有制，或者至少是“外居地主经营制”，便明显地增加了，致使现代的土地革命便把土豪劣绅当做首要目标，他们仍然是地主，但是剥削性更大，而不再是地方上的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