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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底层写作现实意义和艺术探索 　　与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关怀、反思历史的潮流不同，也与九十年代表现个人与时代的紧张关系有别，近年的中国诗歌出现了一种面向下层民生的写作倾向，主要表现社会转型时期像草木一样匍匐在大地上的社会平民的生存境遇。这种倾向的端倪可以追溯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在深圳、广州出现的“打工诗歌”，后来题材进一步扩大，涉及农村、工矿、城市等广大的基层社会；表现形式也变得多样，除诗歌外，还有小说、报告文学和散文。人们把这种写作称为“底层写作”。 　　 　　1　面向民生，表现被遮蔽的世界 　　 　　所谓的“底层写作”实际上是一种现代化、全球化语境中关怀新的民生问题的写作倾向。关心民生问题，“哀民生之多艰”，是传统读书人和现代知识分子的优良传统，自《诗经》到杜甫，从五四的“问题小说”到国统区“马凡陀山歌”，中国诗歌都以自己的兴观群怨见证了不同时代的人间苦痛。底层写作对民生的关怀与这种传统有关，但又有自己的特点。 　　近年诗人关怀的民生主要不是传统的天灾人祸、兵匪战患或为政不仁，而是中国现代化转型中的民生问题。最早体现这种倾向的“打工诗歌”所触及的，就是城市工商业发展所带来的“农民问题”：“出门问题／坐火车问题／买票问题／挤车问题／……吃饭问题／干活问题／干什么的问题／到哪里干的问题……”(谢湘南《农民问题》)以及这些被迫放弃了传统生活方式的人们进入城市后“瘦下来的青春／与城市的繁荣成反比”的问题。(郁金《狗一样生活》)现代社会的转型不是一场战争，它并不让人直接面对死亡的威胁，不会让人产生艾青在诗集《北方》和辛笛在诗《风景》中描绘过的那些感觉。相反，由于这种转型许诺给人们一个美好的未来，被阐述为发展中的问题，并给人为了巨大回报必须先支付代价和分享艰难的错觉，它被迅速崛起的写字楼所遮蔽，被年年上升的GDP数字所忽略。各级政府官员的政绩中没有这些东西，紧跟西方话语的知识分子看不到这些存在。但是，被主流遮蔽不等于不存在，有兴观群怨丰富功能的诗歌，更敏感、更丰富地感觉和想象了这种存在。在近年诗歌???，有诗人从下岗女工的屈辱处境中想起祥林嫂，从离乡背井南下谋生的情景中想起了流浪歌谣。(邵燕祥的《美丽城》与《后祥林嫂时代》)他们写拖家带口去城市谋生的民工，未谙世事的孩子兴高采烈，而他们的父母却沉默无言、神情木然；(辰水《春夏之交的民工》)写凌晨时诗人、环卫工人、歌厅小姐的戏剧性巧遇；(邰筐《凌晨三点的歌谣》)他们带着沉痛与戏谑开列普通劳动者一生的收入与支出，精打细算省吃俭用下来除了骨灰盒和火葬费，剩余部分只够买一片深埋自己的荒地；(老了《一个俗人的账目明细表》)他们自己感慨被忽略的命运，只有扰人的鼾声才能让别人意识到存在，“最底层的生活／要到那么高的地方／才能挣回”。(卢卫平《玻璃的清洁工》《打鼾的人》) 　　这些现象当然都是“发展中的问题”，或者说是现代化进程中不可避免的矛盾冲突。但这些问题是不可避免的，还是人为的?为什么总是让那些弱小无助的人去分享艰难、承担“进步”的代价与牺牲?沈浩波的《河流》是时代的一条象征之河，城市大街上奔涌的车流不是水而是无法满足的欲望，它正以洪峰般的汪洋和铁水般的炙热，“漫过我们的躯壳奔向未来”。与之相对照的是显得空寂的乡村：许多人以车辆作为现代化的象征意象，但火车已经提速或者改道，它呼啸而去，只留下“被废弃的铁轨／躺在草木的荒凉里”。(江一郎《火车不会再来》)为什么乡村与农民会有这种被遗弃感?为什么他们的诗人会产生这样的宿命感：“这些我命运中的铁轨／黑暗中的铁轨／如果我加入进去／我肯定是一段废弃的铁轨／一段寂寞的铁轨”?(辰水《铁轨》)难道他们的命运真的就像小海写的《地下的泥巴》，只能在市政施工时现身露脸，而工程一旦完成，就必须回到地下，甚至连粘在车轮上的泥土，也被洒水车冲刷得一干二净，“在通车典礼前被赶得远远的／直到消失得无影无踪”? 　　表现现代化进程中的问题与复杂性，当然不是从近年开始。上世纪二十年代以来，鲁迅描写过现代文明给未庄和鲁镇带来的震荡，沈从文与萧红怀着美好的伤感叙写乡村田园的没落，贾平凹、路遥、郑义也揭示过变动时代乡村人物的矛盾心态；诗歌中也有胡适、钱玄同、刘半农等表现的对引车卖浆者流的同情，艾青、辛笛与袁水拍抒写过战争中凋残、破败的城乡景象，海子也在现代之夜缅怀空虚与寒冷的村庄。但绝大部分作家和诗人都对现代化寄予单纯美好的愿望，甚至以为发展经济与科技、加速城市化进程就可以解决中国的问题，因而一实行农村责任制就唱起了田园牧歌，一发现海子的麦地、粮食和马匹忧伤动人，就大量复制那些意象，却对诗中的灵魂视而不见。他们忽略了，海子在喧嚣的城市缅怀记忆中的乡村，正是要对抗现代化的物质主义和价值混乱，他在《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中反复劝勉自己“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正由于他在生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