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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曹禺与张爱玲精神特征 　　摘 要：曹禺和张爱玲都以勃发的激情在各自的创作领域中塑造了一系列的令人印象深刻的形象,来实现对人性的剖析，表达对现实的反抗，从而完成一个人生“寻梦者”的使命。本文将从宗教意识、女性意识等方面入手，以曹禺的剧作和张爱玲的小说为文本分析对象，对两位的精神特征进行了较为全面客观的剖析。 　　关键词：曹禺；张爱玲；宗教意识；女性意识；精神特征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18（2011）04-0126-02 　　 　　从今天看来，曹禺和张爱玲应该都是在各自的文学创作领域中占据了重要地位的现代作家，然而曹禺是中国现代戏剧史上无可争议的扛鼎人物,而张爱玲却一直是备受争议的热门人物；曹禺在他的作品中塑造了一系列的“寻梦者”形象,而张爱玲却塑造了一批“失梦者”的形象这些寻梦者；曹禺的戏剧掩映在诗意的浪漫中，而张爱玲的小说却充斥着现世的实际。但是他们在看似完全不同的创作路数中却指向非常相似的的创作理想和精神追求。巴赫金在分析作者与作品人物的关系时指出“史诗中的话语永远是作者的话语,因此总是要表现作者的反应,尽管某个词语或某些词语几乎完全交给了主人公支配。”[1]即作品中的人物是作者一切认识和伦理的界定和评价的具象集合。因此本文试图从曹禺的剧作和张爱玲的小说所表现出的相当一致的宗教意识、女性意识来揭示这两位作家的精神特征。 　　曹禺和张爱玲的艺术创作是在中西文化的深刻影响下进行的，这使得他们的文学作品有了一种宗教人文关照的深刻意味。 　　曹禺在创作中汇集了基督教中的赎罪意识、死亡情结和原罪观念。在《雷雨》原有的序幕里，曹禺描述了一个在悲剧发生十年后，适合忏悔的气氛和场景：一个教堂医院的客厅，这所房子则是周家卖给教堂医院的。屋内的一切虽都富丽，“但现在都已呈现着衰败的景色”,但惟有壁炉上方“空空地,只悬着一个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现在炉里燃着煤火,火焰熊熊地,照着炉前的一张旧圈椅,映出一片红光,这样一丝的温暖,使这古老的房屋还有一些生气。”[2]屋外传来远处教堂的钟声和“教堂内合唱颂主歌同大风琴声”[3],作者强调最好是巴赫的《B小调弥撒曲》。一位“头发斑白,眼睛沉静而忧郁”[4]、“脸上满是皱纹”[5]的“苍白的老人”[6],即周朴园周朴园怀着忏悔之情来往于住舍和医院，看望两位疯了的亲人――蘩漪和侍萍, 以此联系着他过去的生命和对从前一切的赎罪，尾声亦是呼应了序幕。《雷雨》中的周朴园是剧中所有罪恶的总制造者，剧作家也给了他最严厉的惩罚――在悲剧之后独独让他清醒地活着，有意让他最大限度地承受精神上的痛苦。“从哲学观点来看，活着的人并不是快乐的人；越清醒，越痛苦，倒是死了的人，疯了的人，比较无忧无虑，了却了此生债务。”[7]但是曹禺并没有把周朴园推到千夫所指的深渊就此了结，而是用序幕和尾声为周朴园做了一个长长的忏悔祷文。这个忏悔不是个人层面上的，而是族群层面上的，即为人类自己抱有的那种踌躇满志的心情和自以为是的蠢念而做的忏悔，对人类原罪的忏悔。 　　如果说曹禺在前期的作品中早早地显现或明确了自己人性的追求,那么张爱玲是在矛盾中用一生的创作来完成对理想人性的叩问。在最后一篇短篇小说《色，戒》中，女主人公王佳芝接受了色诱大汉奸易先生并除掉他的任务，可是在过程中却爱上了对方，并最终为救易先生而被他杀害。在这个过程中，关于大汉奸易先生的罪状作家似乎无心罗列，她更愿意展现在现实中女人生命的依附性和女人地位的从属性，更愿意书写的是王佳芝的“罪”：女性一旦有了超越婚姻关系约束的性行为, 就构成了一种原始的罪恶, 就要受到严厉的惩罚。于是王佳芝遭受了一个被国家、民族、战友、对手遗弃的结局。然而张爱玲让她死去，她的死不但让自己了却了债务，还让死结束了易先生对他的恨，只剩下永远的爱和怀念。《圣经》中提到，要爱上你的敌人，在宗教意义上追求没有阶级、没有国家的大同社会，这也是我们的理想社会形态。张爱玲一生都在追寻像但丁《神曲》中的女神、歌德《浮士德》中的格蕾琴，那样的赋予神性的集众多人性美德于一身的女性形象，最后，这种宗教意义上的大同，这种完美的人性集合最终在王佳芝的身上得到呈现，也完成了作者一生的夙愿。 　　另外在张爱玲小说的丰富意象中我们也能找到其宗教理论来源。以镜子为例，《倾城之恋》、《金锁记》、《心经》里到处都悬挂着大大小小、形态各异的镜子，但功能只有一个，就是映照出小说人物的心情、感受和对人物未来命运的预示：“峰仪答非所问,道:“你们两人长得有点像”。绫卿笑道:“真的么?”两人走到一张落地大镜前面照了一照。绫卿看上去凝重些,小寒仿佛是她立在水边倒映着的影子,处处比她短一点,流光闪烁。”[7]《心经》中的这段镜子意象把因与女儿许小寒有不伦之恋的许峰仪的感情的窘境活生生地摆在了读者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