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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他者认识与日本中国认识形成内在机理 　　内容提要：基于意识形态的森然对垒、国家属性的判然有别以及依托“先进一落后”图式的界定，日本将“他者”中国作为不同时期日本国家整合的主要参照系，通过“他者”中国的映照和比对确立“自我”的主体意识，从而在民族认同层面树立信心和权威。这也是战后日本中国认识形成的内在机理的体现。 　　关键词：“他者”认识　中国认识　中国形象 　　作者简介：田庆立，天津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副研究员。 　　中图分类号：D83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874(2011)06－0071－14 　　基金项目：2009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编号：2009JJD770024)的阶段性成果。 　　长期以来，中国一直扮演着日本国家身份建构中的“他者”角色。基于“自我－他者”的认知模式审视和观察“他者”中国，对于日本确立“自我”认同具有重要的参照意义和镜鉴价值。日本是如何认知和想象中国的，这种想象在不同历史情境下如何帮助日本建构国家身份，日本人想象中国背后的观念和动机是什么，这些观念和动机如何具体反映在日本的对华决策机制中?厘清上述问题，对于深入剖析日本的思想意识与对华行动选择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战后日本的中国认识不断发生变化，体现出不同时期日本自身建构的价值观诉求。作为“他者”的中国，充当了映照日本自身的镜子，帮助日本在认清中日之间差异的基础上确立了“自我”。 　　一　日本“自我”身份的确立与“他者”中国 　　“他者”认识是国家确立“自我”的必要条件，二者存在如下关系：其一，行为体自身与他者之间，是既对立斗争又相互依存的关系；其二，行为体通过与他者的比较，镜像式地反观自身，领悟存在的意义，获得自我认同。在“自我”与“他者”互动过程中产生身份认同，通过“他者”探询“自我”的意义和价值。身份认同是一个辨识过程，即“自我”通过与“他者”的比较，发现共同点和差异，进而达到对“我是谁”的确认。尽管“他者”作为反观“自我”的镜子具有重要作用，但是，对于“自我”而言，“他者”的作用往往是在否定的意义上被接受的。“自我”与“他者”之间包含着一种权力向度。 　　每个国家的“自我”认识或“自我”身份的确立，都以不同的“他者”作为参照物。就日本而言，其“自我”认识的形成，包含多重“他者”：中国、美国、韩国、俄罗斯、欧洲诸国等。本文仅择取中国这一“他者”，力图阐释基于“自我―他者”认知模式的框架下，战后日本的中国认识是如何形成的。换言之，某种意义上，日本“自我”认识是在与“中国”这一“他者”的比照基础上建构起来的，“中国”作为日本确立“自我”的参照物，发挥着镜像般的“映照”作用。“若没有中国的参与，则日本身份的亚洲概念就无法成形。因此，在这层关系下，中国与亚洲成为构成日本身份认同不可或缺的对象。”明治维新之后，西方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深深地渗透到日本人的思维模式和行动选择中，日本在观察、审视和界定中国时，往往参照西方标准，其塑造的“中国形象”，也打上了鲜明的西方烙印，“西方现代性文化构筑中国形象，重要的是确立中国形象在西方的世界观念秩序中的位置，以及中国形象与西方文化在西方自我认同过程中形成的差异对立、优劣等级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战后日本的中国认识及其塑造的“中国形象”，并不在于如何客观地反映或认识中国现实，而是利用中国这一“他者”帮助日本在确认有关东西方文明及意识形态的观念秩序方面发挥作用。 　　日本“自我”身份的确立，是在与多个“他者”的意象性关联中完成的。其中，日本无论是在面对东西方文明还是在界定自身“亚洲身份”的过程中，“他者”中国都是一把重要的“标尺”。离开对中国的“衡量”和界定，日本在确立“自我”身份时就会感到困惑和迷茫。战后日本中国认识的形成及其“中国形象”的塑造，既是一个建构过程，也是一个解构过程，在突出和强调与“他者”之间的差异和矛盾之中，映衬出“他者”镜像的虚幻与异化。 　　二　战后日本中国认识形成的内在机理 　　日本“自我”身份的确立与“他者”中国的互动，主要基于西方与东方、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海洋国家与大陆国家之间存在差异的想象和考量而展开。中国这一“他者”，无论是作为东方的代表、社会主义阵营的主要成员，还是日本定义下的所谓“大陆国家”，在日本国家身份建构过程中都具有重要的参照意义。正如爱德华?萨义德所言：“每一文化的发展和维护都需要一种与其相异质并且与其相竞争的另一个自我的存在。”在日本看来，“他者”中国恰恰在确立其“自我”身份的过程中扮演了竞争对手的角色。 　　(一)基于意识形态考量的中国认识 　　对“他者”的了解和认识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形象认识的建构，反映了认识者的自我身份定位和“他者”与自我的相互关系，其核心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