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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从戊戌变法到清末新政教育改革 　　摘要：本文分别从科举制的改革与废除、学堂建设、近代教育管理机构的形成三个方面阐述从戊戌变法到清末新政的教育改革以及它们之间的密切联系。在此基础上论述了戊戌变法和清末新政的教育改革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它们共同奠定了中国近代化教育的基础。 　　关键词：戊戌变法；清末新政；教育改革 　　戊戌变法和清末新政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社会转型期间的两次变革，都是清政府在内忧外患的形势下为维护统治而实行的改革，两次改革虽然都不可避免地走向了失败，但它们对教育改革的意义却异常深远，不仅动摇了封建教育体制的根基，而且共同奠定了中国近代教育的基础。 　　目前对戊戌变法和清末新政教育改革的研究很少注意到二者的内在联系，更没有把两次教育改革当成一个整体综合论述，这是欠妥当的。两次教育改革虽属两次不同的历史改革，但应该注意到两次改革内在的关联性。两次教育改革的传承性将从以下三个方面分别论述： 　　一、科举制――从改革到废除 　　科举制自隋代产生以来，在维护封建统治上的确发挥过巨大作用，但随着时代的变迁，科举制日渐成为教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桎梏，一方面科举制内在矛盾重重，另一方面它总是与近代中国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纠缠在一起，成为社会发展的拦路虎与社会改革的焦点。 　　戊戌变法废除八股制是近代科举制改革的第一步。1898年6月23日，光绪帝下令废除八股制，改试时务策论。诏书指出“近来风尚日漓，文体日敝……若不因时变通，何以励实学而拔真才？”因而要“自下科为始，乡、会试及生童岁科各试，向用《四书》文者，一律改试策论。”[1]至此，以八股取士为主的科举制遭到了一次严重的否定，科举制的根基开始动摇。 　　随着戊戌变法的失败，经济特科被废除，八股制又重新恢复。但“民智已开，不可遏抑”，历史发展的潮流却无法阻挡，顽固派无法取消由此而产生的教育改革思潮，这为清末新政时期科举制的废除，资本主义教育制度的确立奠定了基础。 　　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入侵后，面临空前的统治危机，清政府颁发“变法”上谕，实施新政。科举制的废除经历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废除八股取士及停罢武科考试。1901年8月，清政府颁发上谕“自明年始……不准用八股程式”[2]至此，八股取士制彻底废除。第二，递减科举取士名额。1904年1月张百熙、荣庆、张之洞呈《奏请递减科举注重学堂折》，建议“从下届丙午科起，每年递减中额三分之一”[3]。清政府批准了这个奏议，并付诸实施，科举取士的名额大大减少了。第三，停止科举。1905年9月，袁世凯、赵尔巽等封建大臣奏请停止科举，清廷迫于形势，诏准“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4]。科举制正式废除。 　　从戊戌变法到清末新政，科举制度经历了从改革到废除的过程。综合分析两次改革，应该认识到科举制从改革到废除是一脉相承的。二者的密切联系具体体现在：戊戌变法对八股制的废除虽然更多地存在于理论层面，在实践上并没有走远，但它的重要性在于“开启民智”的重大历史作用。这之后，虽然八股制暂时恢复，但新式教育已深入人心，以科举制为代表的旧式教育在人们心中已趋向破产。 　　二、兴学堂――从点到面 　　学堂的兴建与科举制的改革与废除是密切相关的，科举制改革得越彻底，新式学堂兴建的数量越多，相反，新式学堂的兴建也会加速以科举制为代表的封建教育体制的崩溃。在封建教育体制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的同时，新式学堂必然会走向繁荣。 　　早在戊戌变法之前的维新运动中，维新派就积极提出创办新式学堂的理论并付诸实践。如：1891年康有为在广州创办“万木草堂”，1894年严复在北京创办“通艺学堂”等。百日维新期间，光绪帝曾颁布上谕，“将各省府厅州县现有之大小书院，一律改为兼习中学西学之学堂”，并设立了各种专门学堂，如铁路学堂、矿务学堂、农务学堂、华侨学堂等。特别是1898年光绪帝下诏筹建的京师大学堂，是我国第一所国立正规大学，也是我国近代教育史上的一件大事。 　　清末新政期间，新式学堂大量设立。1901年9月慈禧太后在西安颁发兴学诏书指出“除京师已设大学堂各府及直隶州均改设中学堂，各州县均改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1]山东巡抚袁世凯立即遵办，并呈奏山东学堂事宜及试办章程。此后，各省争相仿效，中国一时出现了兴建新式学堂的热潮，特别是1905年科举制被废除之后，新式学堂如雨后春笋般纷纷建立，完成了由点到面的分布和转变，并逐渐形成了一整套完整的学制。 　　纵观从戊戌变法到清末新政的学堂建设，它们之间有着内在的密切联系，具体而言有以下两点：第一，从戊戌变法到清末新政，新式学堂由点到面。从戊戌变法到清末新政，新式学堂的数量大大增加，据当时的学部统计，1907年各省有学堂37888所，学生1024988人。1908年学堂数达到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