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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偷拍偷录证据材料效力 　　摘 要：随着我国逐步步入数字信息化时代，高科技产品不断新增，在证据领域便不断产生大量的偷拍偷录所取得的证据材料。对于这些证据材料的效力如何认定，不仅困扰着普通大众，同时在司法界也备受争议。本文在分析我国当前相应法规的基础上，结合司法实践对法规未明确的问题进作一步细化，最终得出认定偷拍偷录证据材料的判断标准。 　　关键词：偷拍偷录；权益侵害；隐私；正义 　　在科技产品迅猛发展的数字信息化时代，偷拍偷录的证据材料在司法实践中越发增多，对于法院是否采信这些证据材料就成为了当事人最关心的话题。笔者私下也经常被许多朋友问及这些证据材料的效力问题，因此特撰写本文，以抒己见。 　　对于何者构成所谓的偷拍偷录证据是首先需要明确的问题。一般情形下，所谓“偷拍偷录”，是指未经他人知晓和同意，对他人的活动进行拍照、摄影或对其谈话进行录音的行为。[1]通过“偷拍偷录”行为所形成的资料一般表现为录音、录像等视听资料，试听资料是我国三大诉讼法均规定的法定证据之一，所以通过正常途径记录的视听资料证据的认定和采信不会产生较大的分歧。[2]由上可以得出，偷拍偷录证据材料实质上属于试听资料的范围，但又由于其未经他人的同意，难免会涉及到侵犯他人隐私权的现象产生，因此笔者认为需要在保护他人隐私权与采信证据材料以获取事实真相之间选择一个较好的平衡点，并以此为标准，进行取舍。 　　现行法院的做法可见之于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诉讼证据规定》的相关规定当中。《民事诉讼证据规定》第68条和第70条规定：以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或者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方法取得的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一方当事人提供的物证原物或者与物证原物核对无误的复制件、照片、录像资料等，以及有其他证据佐证并以合法手段取得的、无疑点的视听资料或者与视听资料核对无误的复制件；在对方当事人提出异议但没有足以反驳的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确认其证明力。[2]从以上两个法条的规定可以得出，目前我国法院在认定以及采用偷来偷录证据材料时的做法是以是否侵害他人的合法权益作为判断标准的。在没有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前提下，尽管采取了偷拍偷录的方式进行秘密获取，也仍然对案件事实具有证明的效力；相反，如果是以侵害他人合法权益为前提，则不管所获得的偷拍偷录证据具有多么关键的作用，则是必须给予排除不予采用的。 　　但遗憾的是，现行的这一证据规定没有明确给出何种情况下构成对他人合法权益的侵害。由于偷拍偷录的方式是未经他人允许的，其必然会导致不同程度地揭露他人隐私权的情况，而隐私权作为公民最重要的人身权利之一，必然是公民的合法权益，那么偷拍偷录取得的证据材料也就必然会侵犯公民的隐私权从而侵犯了公民的合法权益，也就不会存在以上证据规定所谓的没有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情况。笔者对这一解释持否定态度，因为如果按此解释，则法条完全没有必要规定在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下认定偷拍偷录证据的效力，所以笔者认为此处所谓的侵害他人合法权益应作限缩解释，解释为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程度大大高于保护证据材料证明力的必要性时，才不能对偷拍偷录证据材料进行采用。详细阐释之，便是在偷拍偷录证据材料的一般情况下，必然会不同程度地涉及揭露他人的个人隐私，但是并非只要是涉及到揭露他人个人隐私就会被必然排除适用，只有当涉及他人个人隐私达到恶劣影响程度，并且这种程度已经远远超越采用这些证据证明案件事实的需要时，才能被排除适用。 　　那么笔者所谓的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程度到底是以怎样的标准来进行判定呢？以下是笔者的尝试解答。 　　首先，必须看偷拍偷录证据材料中揭露的他人隐私与案件事实的性质。如果两者的性质是不一致的，则不应当对其进行采用，而如果两者的性质是一致的，一般情况下可予以采用。举例来说，比如夫妻离婚案件中，其中一方有外遇情况，另一方为了证明对方有外遇情况而雇人进行了偷拍偷录，从而取得对方有外遇的证据，那么此时对于该证据的采用就应该按照笔者以上所说的对两者性质进行比照，在性质不一致时，即如果此偷拍偷录证据材料中除了显示对方有外遇的情况外，还透露了一些诸如商业秘密等其他隐私时，则对其证据材料应予排除，不能予以采用；而在两者性质相一致时，即此偷拍偷录证据材料仅仅显示了对方有外遇的情况，并无再有其他隐私信息的揭露时，就可予以采用。笔者如此思考的出发点主要在于保护取证上的弱者，尤其是在一些特殊案件上，不能对本身取证就非常困难的一方再施以严格的规定，只要偷拍偷录所取得的证据材料与案例性质是相一致的，哪怕侵犯了对方的隐私权，也应予以认定。当然，如果在侵犯对方隐私特别严重的情形下，被侵犯人可以民事权益受严重侵犯为由向法院另行提起诉讼寻求赔偿，这与认定偷拍偷录证据材料的效力并无矛盾之处。 　　其次，必须看偷拍偷录证据材料的场所。如果场所是在公共场所或者非个人